回到無人之地──《杳無人煙》

二戰後法國存在主義思潮蔚成風潮,其實其來有自──一是法國抗戰運動勝利後所形成的左傾知識份子生態,一洗法國戰前法西斯主義文藝的頽靡之風(以舍連[L.-F. Céline]最具代表性,但也以他的際遇最為特殊),二是第四共和三黨鼎立(tripartisme)的議會政治文化,極需要在天主教保守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以外另闢蹊徑:從沙特的著名論文〈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開首回應各方對存在主義的批評,已可略窺當時各種意識形態勢力割據法國政治之一二。而存在主義在吸收了德國觀念論和存在哲學後,的確是最具吸引力的一次重造人文主義的哲學嘗試。從這個背景看來,沙特和卡繆共同的抗戰陣線背景、反學術和政治體制的生活,幾乎同出一脈;因此,後來二人之間所生的嫌隙,和有關兩個男人的花邊以外,也可以和法國共和的後續發展連繫起來:亞爾及利亞問題,和左翼與共產反殖陣營的關係。

David Oelhoffen改編自卡繆短篇故事〈L’Hôte〉的電影《杳無人煙》(Loin des Hommes)無意處理他們二人的恩怨,但在Oelhoffen的編導下,這篇本來並不特別起眼的小文(薩伊德在批評卡繆時甚至沒有閒功夫提起它)卻變成了進入卡繆與他的亞爾及利亞問題的關鍵──而理解法國的亞爾及利亞問題,也是進入法國戰後思想轉向的關鍵之一。

原著小說不過五千餘字,講述在亞爾及利亞戰爭一觸即發的氣氛中,亞爾及山區一名法裔教師Daru,一天從山區的法國民兵接收了一個阿拉伯死囚,要把他押到城裡的殖民地法庭去受刑。Daru讓阿拉伯人在他的校舍過了一晚後,把他帶到一處歧路,一條通往城裡去,一條通往一個遊牧民部落,那裡「他們會招待和收留你,這是他們的律法」。阿拉伯人最後選擇了死路。Daru回到學校,發現有人來報復,毀壞了教室。故事最後一句是:「在這個他如此鍾愛的龐大國度裡,他是孤獨的。」

Oelhoffen的改編不但把故事拍成西部片,將亞爾及山區的荒涼和恢宏盡收鏡頭底下,也對卡繆的故事作了許多大改動。阿拉伯人有了名字,叫Mohammed(Reda Kateb飾),片中也交代了他當初殺人和自願伏法的動機:家境貧窮的Mohammed,不堪表親的勒索而下了殺手,而因為在他部落的宗法裡,如果他死在表親家族的手裡,他的幼弟就要冒險為他復仇,所以自投殖民法網反而解決了無休止的血債血償。而我們知道這些事情,是因為電影拉長了Daru(Viggo Mortensen飾)押送Mohammed的過程,讓我們知道更多細節:改編過後的Daru似乎是退役軍官,經過法國殖民政府暴力鎮壓Sétif動亂後,舊日許多同袍都變成了亞爾及利亞獨立軍或者是要殲滅他們的法國軍人。在二人被獨立軍擄去的一段,Daru被一位軍人Slimane認出,Daru拒絕了他邀請加入叛軍。「這次,」Slimane說,「你站錯邊了。」

不論是片中的Daru抑或是卡繆本人,在批判法國殖民暴力之餘,也不完全贊成亞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這不只是卡繆的人文主義讓他懷疑這些人命犧牲的價值,也因為他「玄足」(pied-noir)──北非前法屬殖民地的猶太移民──的背景,令他看到亞爾及利亞獨立運動裡面,政治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想,勢必破壞卡繆所珍視的那個多民族並存的移民社會──在那些日子,所謂「白人殖民者」其實往往是被第三共和的政治宣傳欺騙,以為殖民地就是新生活的移民工人(許多後殖民論述往往視「instituteur」的角色為一種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工具,意在彰顯殖民者文明優越,但往往這些自發辦學的白人最先察覺殖民制度的不公義,啟發了後來的反殖運動。而且,更多時候,他們的功夫一如卡繆的故事結尾,是徒勞無功的),而Daru/卡繆的西班牙裔背景(Daru說「法國人看我們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看我們是法國人」),更表現了他在自己部落裡的異鄉人身份──一如Mohammed被自己的同族兄弟追殺一樣。

在旅途上經歷多重波折後,Daru和Mohammed也不再是卡繆原文那兩個互不了解的陌生人。亞爾及山區的荒蕪,顯示的不是民族根源和神聖土地的必然關係,而是亞爾及山區族群紛戰而寸草不生的歷史裡,二人在同一種困乏中所滋長的平等的情誼──「hôte」一字可解主人亦可解賓客。到最後,電影自然無法讓Mohammed再踏上讓Daru大惑不解的死路──他最後選擇了去那個奉「接待世上一切外來人」為律法的遊牧部落,以此為家。原來阿拉伯人一意求死的決心,完整的表現生命的荒謬,但反而讓卡繆這個視「自殺」為唯一哲學問題的思想家大為困惑,一如亞爾及利亞的獨立,徘徊在卡繆所言的反抗和自毀之間、荒謬的生和荒謬的死(到底人應該以英雄式的驕傲擁抱無意義的生命,還是,無聲而死?分別在哪?),最後,也是存在主義哲學的困局──人類生命的意義若只是來自自己,則生命是不可能有意義的。帶著這些懷疑,卡繆否定了亞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最後也和沙特這個無保留支持反殖獨立運動、在為法農(Frantz Fanon)寫的序言中說「射殺一個歐洲人是一石二鳥,因為留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的朋友決裂。電影化解了卡繆畢生面對阿拉伯亞爾及利亞的疑惑,改寫了卡繆原文的無光結局,但可能更接近卡繆的盼望。

電影側面回應了許多對卡繆的批評──例如說他在亞爾及利亞問題的立場不如許多巴黎知識份子清晰、文中的阿拉伯人角色面目往往並不鮮明,均受許多後殖反殖理論家口誅筆伐,而電影力圖告訴我們卡繆的處理手法,與後人常掛在口邊的「殖民帝國主義」,其實大相徑庭。而歷史殘酷地暴露自以為理想主義者的天真──亞爾及利亞在1962年7月初獨立,即日便在瓦赫蘭(Wahrān,法語名Oran)爆發三日屠殺,報復玄足猶太人反對獨立,亞爾及利亞警察和法國軍隊都沒有制止暴行。而電影中的Mohammed,正是為了逃避以血祭血的復仇暴力,而自願受死的。

卡繆也是天真的。戰後的國際政治自《大西洋憲章》起以民族自決為原則,最後催生席捲整個「第三世界」的反殖運動,但自此西伐利亞式的主權制度更根深蒂固。但這個世界不是卡繆構想的世界,也永遠不會是。卡繆猝逝前所思考的政治形式,是無鄉可還者和無產可有者的流放王國,那裡的人以貧乏為傲、以彼此頑固的生命為大同,那裡的土地不屬於任何人,但接待所有來到的人。

Give back the land, the land that belongs to no one. Give back the land that is neither to be sold nor to be bought […] Give back the land to the poor, to those who have nothing and who are so poor that they never desired to have and to possess, to those in this land […] the immense herd of the wretched, most of them Arab and a few French who live and survive here through stubbornness and endurance, with the only pride that is worth anything in the world, that of the poor. Give them the land as one gives what is sacred to those who are sacred… (《The First Man》318-319)

[編略譯:歸還土地,土地不屬於任何人。歸還那些不該買賣的土地[……]歸還土地給貧窮人,給那些甚麼也沒有、太貧窮以致從不渴望去有和去擁有的人,給那些在這土地上的[……]那一大群悲慘的人,多數阿拉伯人和一部分法國人,他們艱苦而極為忍耐地住在這裡,在這裡存活下來。他們唯一值得驕傲之處不值一哂,不過是貧窮。把土地歸還給他們,就像把聖地還給聖人一般……]

註:本文參考了以下兩篇本片的評論。

Kaplan, Alice. “David Oehlhoffen, Albert Camus et Loin des hommes”. http://www.contreligne.eu/2015/01/david-oehlhoffen-albert-camus-et-loin-des-hommes/

Sharpe, Matthew. “Loin des Hommes, We Are All First Men: Camus’ Algerians and Oelhoffen’s Camus”. http://theconversation.com/loin-des-hommes-we-are-all-first-men-camus-algerians-and-oelhoffens-camus-4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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