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大路朝天: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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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句老話,「要想富,先修路。」誠然,道路消弭了空間的阻隔,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促成了商品和景觀的交換,增添了生活的品質、速度、廣度和深度。這是道路所餽贈給我們的禮物。

但我不認為這就是一條道路的全部。就像在一條看似波瀾不驚的河流底層,既會有各種魚蝦和水草的生長,也有暗流和漩渦的存在,在一條道路的背後,也一定會有一些我們看不見、想不到、陌生而未知的東西存在和生長著。

──張贊波,《大路》

張贊波的《大路朝天》是一部成熟的記錄片,敘事明快、毫無冷場,講的是高速開發的中國底下,一連串光怪陸離的潛規則。因為片裡揭露了太多實話和實情,觀眾不免心理七上八下,忍不住擔憂:「這……這樣坦白,真的好嗎?」看了眼皮特別跳,怕有人因此會被請去「喝茶」[1],畢竟,「在中國,真正搞紀錄片的人是要提著腦袋吃飯的!」,這話是張贊波在電影學院畢業前某位同學所說,這番疑慮不是沒有它的道理。

今年五月中旬將在台灣TIDF國際紀錄片影展播映兩場的《大路朝天》,就題材而言,台灣民眾應該不陌生,因為這部紀錄片的文字版《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早在2014年夏末就已在台灣出版。張贊波從2010年開始,在湖南小村潛伏三年拍攝漵懷高速公路建設,白天提著攝影機記錄過程,拍成了《大路朝天》,晚上便把見聞省思整理成文字,寫成了《大路》一書,拿下了開卷好書獎和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張贊波觸角的敏銳,思維與「接地氣」的深度,絕對不亞於近年廣受注目、專門探討中國高速發展、西方觀點的非虛構文學作品,諸如何偉(Peter Hessler)的中國三部曲、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梅英東(Michael Meyer) 的《消失的老北京》等等,張贊波掌握在地政治生態與語言文字的犀利度,更有外人所不能及之處。

去年年底,中國終於出版了《大路》這本書的簡體版,只不過把副標改成了比較平淡無刺激性的「高速中國裡的工地紀事」,恐怕是要避免台灣版「低速人生」這幾個字眼太過負面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不快。儘管如此,此書上市不到四個月,還是成功被列入黑名單,成了官方認證的「禁書」,現在中國也買不到了。

比《大路》那本書更難得一見的,是《大路朝天》這部紀錄片,因為它是脫離中國電影審查機制的獨立電影〔所謂的「地下電影」〕,不會有政府的拍攝許可,也不會獲得公映資格,在狹縫中求生存的獨立電影在中國只能打游擊一樣在獨立影展或放映活動中短暫現身,並且定時受到官方「拉閘斷電」的伺候〔切斷電力中止電影放映,重則勒令停辦〕,要看片往往只能在國際影展中驚鴻一瞥。

《大路朝天》與《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的出現展示了紀錄型態合作的新可能,難能可貴的是,兩者都相當精彩,不是彼此的附庸,各擅所長,絕非「幕後花絮」的陽春拼湊。在紀錄片裡,張贊波隱身幕後,讓鏡頭說話;在書中,他卻不吝於分享作者的觀察與自省。電影呈現的是俐落的社會切片,書則置入了更多具體而微的內心世界〔當然,也保留了那些拍片時被告知「請你關一下機」、「這個不要拍了,你知道的,拍了不好」,「被黑幕」掉的片段〕。

比起張贊波第一部同樣離奇的紀錄片《天降》[2],《大路朝天》在視覺與剪輯上的表現更加從容篤定,片中空景、人物與事件的選擇精準,幾乎沒有無效的鏡頭,也不再有傳統紀錄片中常見的僵硬問答,導演在現場匍匐三年的生活在此獲得了回報,我們可以看得出片中許多「坦白講」的橋段,是無所保留的,見怪不怪的生活的一部分。

《大路朝天》層次分明,片子以瘦弱的歐婆婆試圖螳臂擋車為起點,層層向上展示國家意志支配下的個體命運,以及複雜的體制與人性運作過程,其戲劇性的強度不亞於一部正規的劇情片,光天化日之下,說謊、砍人、強拆、討薪、賄賂、強押、豆腐渣工程的某些橋段簡直讓人誤以為是杜琪峯的黑道電影,現實如此乖張,可以說是近乎魔幻了。

不同於賈樟柯電影《三峽好人》那樣迂迴側面的探問,張贊波的《大路朝天》是以現實正面迎擊現實的作品。

鋼鐵如何練成?喪鐘為誰而鳴?在這個講求效率與績效的年代,《大路朝天》不只是一部中國紀錄片,也是一則貨真價實的現代生活寓言。

* 原文刊於「故事」網站

注釋:

[1] 和台灣「查水表」意思差不多。實際上,公安確實曾找過紀錄現場的人來「喝茶」,調查張贊波的情況,以及拍攝內容有沒有「涉及到腐敗、環保、拆遷等負面的東西」,見《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2] 《天降》講述「北京奧運會前後,湖南一片擁有十六萬人口的地區營接奧運轉播衛星和委內瑞拉衛星之火箭殘骸的故事。作微西昌衛星發射中新的定點火箭殘骸落區,該地域二十年來先後數十次迎接從天而降的「天外來客」。本片第一次以影像方式揭示中國殘骸落區的真相和秘密,呈現被迫為國家航天事業發展作出巨大犧牲的家園圖景和個體命運,從而深刻反思國家意志和國家發展。」文字摘自《大路》附註,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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