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影香港電影節】歷史－弱勢－家鄉－自由：記「女影香港本地女性紀錄片工作者大師班」

四部紀錄片：一部以香港地人浮於城的狀態為核心，找來三位本地音樂人，分享他們和地方的關係，並在那裡唱一首歌；一部以老人劉婆婆為主角，側寫導演家鄉蠔涌的變遷；一部紀錄一班 Band 3 學生籌備音樂劇的過程；一部屬傳記片，重述幾被遺忘的「南華第一位女導演」伍錦霞的故事。

第一屆女影香港電影節於 3 月 6 日邀請了麥海珊、鄺珮詩（《河上變村》導演曾翠珊因事未能出席大師班）、楊紫燁、魏時煜四位女性紀錄片工作者出席大師班，討論主要圍繞《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河上變村》、《爭氣》、《金門銀光夢》四齣紀錄片，除了後者明確表達將女性導演寫進歷史裡的野心，其餘三齣以空間政治、城市／鄉郊變遷、弱勢社群為重心，顯示女性紀錄片工作者豐富多樣的創作實踐。

《河上變村》

走進紀錄世界

既是大師班，一眾嘉賓不免要分享創作歷程。被問到是怎樣進入紀錄的世界，四人的路徑雖然迥異，卻都有偶然的成份。麥海珊是唯一讀電影出身的一位，但數度提到自己的東西是「撈埋一堆」，「有些人叫我導演，有些人叫我藝術家，而我其實也不知怎樣形容自己」。她畢業後一邊做音樂，一邊做錄像藝術，不少作品屬當代藝術範疇，不是純紀錄片，會比較多思考如何探索活動影像語言，另一方面也做視覺民族誌 （visual ethnography），這些混和面向社會的研究，以致她形容拍攝出來的影像語言不像主流紀錄片。

《河上變村》監製鄺珮詩則是讀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出身，最早的志願是想做記者，畢業後雖然如願，卻不滿香港的傳媒，於是轉到藝術中心從事行政工作，在那裡開始認識電影和藝術，並發現自己很喜歡和一些創作人由零開始做作品。進入電影範疇的契機是2007年得到亞洲文化協會的獎學金到美國Sundance和一些新媒體中心觀摩，回港後考慮到電影接觸面最廣，於是開始在工餘時間做獨立電影監製，第一個項目是和內地導演劉浩合作，一齣關於失智症的劇情片。她跟當天沒出席的導演曾翠珊相識多年，一直有參與「蠔涌四部曲」，除了較少參與拍攝，她從最初和導演一起brainstorm想法、決定影片定位、尋找資源，到作品完成後想辦法接觸更多觀眾，都一步一步陪着導演走。一晃眼監製生涯將近十年，回首一看，發現自己「踏上電影創作這條路，是因為一直對這個世界、對人很關注，一直想做一些事情令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

楊紫燁和魏時煜，一位是居美多年的香港人，一位是在港教書的內地人，二人開始做紀錄片，完全是偶然。楊紫燁七十年代在三藩市讀藝術時喜歡上實驗短片。作為旅美華人，當時覺得身份問題很重要，一直替華人導演王穎、陳沖等當剪接，慢慢開始拍紀錄片，經過一段時間，發覺紀錄片不應只談自己的身份問題，更應該用來做倡導 （advocacy）工具，於是就傾向做倡導式紀錄片，二十年來如是。

魏時煜的電影路可能是最曲折的，她自言小時候想當作家，但父母害怕若再有政治運動會惹麻煩，所以不許她學文，結果她進了理工的大學讀書，畢業後出國，「每讀一個學位換一個專業，到了最後讀博士時就專攻電影」。之後來到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教書，一邊寫劇本、一邊做有關電影的研究。她最早做紀錄片是仗義幫朋友拍攝《紅日風暴》，而後來有了拍攝《金門銀光夢》的念頭，其實是偶然在一箱舊照片中看到伍錦霞，當時覺得「嘩，這個是甚麼女人，這麼帥，有點愛上她了」，於是就開始研究，沒想到最終材料足夠拍成一齣紀錄片。

從Band 3中學走到世界電影史

四位嘉賓從個人歷程轉向討論作品本身，包括她們的創作手法，也談到她們最希望通過紀錄片這一創作形式來達成甚麼。楊紫燁說，《爭氣》中那部音樂劇的主辦單位找她紀錄製作過程時，她最初是沒有興趣的，因為過去她幾乎只做自發的紀錄片，但她還是去了看學生綵排。那天在上樓梯時就聽到他們的歌聲，「很純淨，是從心裡唱出來的，於是被打動了。」楊紫燁以前的作品都是關於弱勢群體、被標籤的兒童（按：如《潁州的孩子》，講述安徽省阜陽潁州的愛滋孤兒），她對這些群體特別感興趣，後來就接下這個拍攝計劃了。

她兩個月間差不多每天都拍攝，跟學生接觸，同時在三間參與學校中各挑選兩位同學，由他們自己做 peer-to-peer 的拍攝，希望他們可以學習拍攝技能。過程中她看到學生們漸漸建立自信，家長也有很大改變，而對導演而言，最新鮮的是由於她常要跟學生、老師和父母溝通，漸漸變成了半個輔導員，她笑言這是第一次在做導演同時擔當輔導員的角色。楊紫燁居美多年，決定參與這紀錄片製作後，第一個急需弄清楚的問題是「band 3」學生究竟是怎樣？為什麼在香港這批學生只因成績稍遜就被標籤為一事無成，沒有前途可言？觀乎一些名人看畢《爭氣》後的感言，這部作品在某程度上已經達成了去標籤化的效果，大人們發現新一代年輕人並不如他們所想的「廢」、「hea」，只要有機會，他們還是會認真、努力地嘗試。

《爭氣》

《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則採取完全不同的策略，方法是流動的，隨受訪者和地點改變。電影分為三個部份，按樂手和地區分為 My Little Airport 的觀塘、Dejay 的石蔭村、迷你噪音 Billy 的文化中心外廣場。每個部份採用的方法都不一樣，譬如在My Little Airport選定觀塘後，麥海珊開始做研究，爬梳政府文件，研究活化工廈政策，訪問在那裡生活的人。石蔭村則用上民族誌的方法，每天去觀察街坊的日常生活，也從樂手訪問中再尋找線索，然後在Facebook群組向石蔭村街坊搜集資料，用那些資料再砌一層故事。文化中心外廣場的部份則集中紀錄每年六月三號晚的表演，看這個平常是旅遊區的空間如何在每年六四前夕變化，表演者重奪回來並自由運用。麥海珊拍攝之後發現，其實大家都在談「自由」的問題，這也使她思考，在香港到底自由是什麼？

鄺珮詩分享她與曾翠珊的創作過程時說，雖然現在是在推廣「蠔涌四部曲」，但十年前並未有「四部曲」的想法。最早的 《蠔涌》是曾的藝術碩士畢業作品，後來她想繼續紀錄她成長的村落，就拍攝了實驗短片《河上風光》和劇情長片《大藍湖》，再到最新的《河上變村》。《河上變村》訪問很多移居海外的村民，影片的rough cut太像《尋找他鄉的故事》，也和在外國流行以流徙為主題的紀錄片相似，於是剪接師和導演就突出片中劉婆婆的角色。曾翠珊很懂得跟老婆婆相處，也常說自己的影片最好看的往往是老婆婆的部份，而在村口榕樹下聊天的婆婆們也是蠔涌的標記，她們一生支撐著家庭，也支撐蠔涌村，導演很希望向她們致敬。因此，最後的版本就以全村最有自己想法的劉婆婆為主角，記錄蠔涌村的變化，談及家庭和根的問題。

《金門銀光夢》

魏時煜對於《金門銀光夢》想達成的目標再明確不過。她自己在唸電影史時，她知道女導演存在，但前人總是有意無意的忘記她們。她的目標就是「把香港第一個女導演伍錦霞寫回電影史中，不只要華語電影史記住她，美國電影史也不能漏掉她」。因此，她完成影片後，到美國不同的大學巡迴放映，又在哥倫比亞大學開了「伍錦霞和世界女性主義新挑戰」的會議，希望「霞哥」的名字得以進入西方女性主義電影研究的視野中。雖然拍的是紀錄片，但她為了抓住觀眾，參考荷里活劇情片的基本節奏，自言數學不錯，所以能更準確計算電影的剪接，讓《金門銀光夢》看起來像是劇情片。另外，她還參考了荷里活辦試片的做法，現在的公映版是經過了500人試片，基於觀眾的反應做了九個版本的剪接。

四部電影的創作手法各有不同。魏時煜把詮釋權留給觀眾，「畢竟電影是拍給觀眾看，不是拍給我自己看的」；麥海珊則不怕在影片現場，觀眾能聽到她的聲音和反應。如果說麥海珊和楊紫燁關注的是中學生和創作人在香港面對的處境，那麼魏時煜和曾翠珊可以說把女性放在歷史中思考，魏從女性主義視角看電影史，曾則聚焦個人成長環境，近看地方歷史變遷。

* 鳴謝「女影香港」提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