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區電影──地景、城市、人生的超完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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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郊區[1]生活的啟迪,美國當代文學與電影不知將失色多少。如果「乏善可陳」也足以激發繆思與靈感,美國郊區可說厥功甚偉,功德無量。

美國文壇與好萊塢影業定時拿郊區作題材,產量豐沛,從《超完美嬌妻》(Stepford Wives,1972)[2]、《歡樂谷》(港譯《一人有一點顏色》;Pleasantville,1998)、《美國心玫瑰情》(港譯《美麗有罪》;American Beauty,1999)、《身為人母》(港譯《隔牆有心人》;Little Children,2006)、《真愛旅程》(港譯《浮生路》;Revolutionary Road,2008),一直到最近的《控制》(港譯《失踪罪》;Gone Girl,2014),這一類的電影或多或少都有黑色驚悚的成分,擅長刻畫平靜生活中的失控與裂縫。這些電影反諷的意圖明白地展現在他們的命題上,只要看似陽光勵志的作品名稱,劇情的發展肯定背道而馳,超完美嬌妻不完美、歡樂谷不快樂、真愛旅程走不下去,每一個幸福方程式後面都打了個巨大的問號。

從全球都市發展的歷史來看,工業革命之後,大城市變成更強大的經濟與勞工中心,此時大都市郊區已隨著鐵路的普及而悄然成形,但一直到二十世紀初,郊區仍是事業有成的富人遠離塵囂的昂貴選擇,無論現實中曼哈頓北方的里佛岱爾(Riverdale),或者《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中的長島西卵,郊區往往充斥著豪宅大院,至於沒有餘裕長途通勤的中下階級,則繼續群居於提供最多工作機會的市區。

《超完美嬌妻》

在美國,白領異性戀中產階級為主體的郊區真正開始蔓延是從二戰之後開始,這是因為二十世紀大量生產的汽車促進了成熟的公路發展,退伍軍人[3]帶來的婚潮與嬰兒潮讓既有居住空間供不應求,美國政府為了安置都市過剩的人口,又不願意建造公寓式住宅〔冷戰期間的美國認為這種房子太「共產主義」〕,於是積極推廣在郊區建造獨門獨戶的住宅,國會挹注鉅款給建築業,打造速成的大片社區。[4]

在社會氛圍的推波助瀾下,散發「美國夢」光暈的郊區住宅從50年代開始持續暢銷,成了美國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邊陲地景。也正因為郊區反映了政治正確的美國主流大眾思維模式與生活型態,批判與檢視此文化現象的聲音從來沒有停過。

提及美國郊區,不能不提及萊維特鎮(Levittown),此鎮是最廣為人知的美國郊區原型。1947年開始,萊維特建設公司在公部門的鼎力相助之下,在長島以生產鏈的大量生產方式,四年內高速建造了可以廣納一萬七千多戶的郊區住宅,據說最快紀錄16分鐘就能組裝好一棟[5],彷彿映證了卓別林在《摩登時代》(Modern Times,1936)中嘲弄的工廠流水線生產片段,機械化的高效率生產此時達到了巔峰,不只汽車可以這樣生產,連郊區住宅與人生型態都可以複製再複製。

《摩登時代》的工廠流水線生產

安居樂業固然是好事,但在這和樂的水面底下,其實潛伏著生活行屍走肉般的隱憂。萊維特鎮上的居民有八成都通勤至曼哈頓生活,每天在公司和郊區往返,過著規律無比的生活。1956年,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寫過一本名為《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的暢銷企管書,他擔憂戰後的美國文化淪為「組織人」文化,臣服於權威與體制的人們沒有前瞻性和創造力,放棄個人特色以交換穩定收入與職業,就和在滾輪上跑步的老鼠一樣可悲。

與此同時,歐洲戰後因為百廢待舉,氣燄正盛的美國企業從50年代開始趁勢入主、積極部屬分公司[6],美國文化也順勢飄洋過海。在好萊塢對社會現象產生具體反應之前,敏感的法國影人賈克.大地(Jacques Tati)很早就看出美式國際企業與郊區中產階級文化的病灶,率先拍出了戲謔但不失溫度的《我的舅舅》(Mon Oncle,1958),批評這個現象。當時,無論是《組織人》或《我》片都受到熱烈迴響,展示了當代人對某種深層「無聊」的不安。

詹姆斯.康斯勒(James Kunstler)在《The Geography of Nowhere》(1994)書中發出警訊:重度仰賴消費與汽車生活的現代美國郊區樣貌一成不變,已經毫無存在感,是空泛的nowhere[7]。郊區生活最為人所詬病的正是其千篇一律的呆滯:家家戶戶修剪得恰如其分的如茵草坪、沒事就看電視、在院子裡烤肉、逛mall逛超市,派對派對派對,無止盡的停車場,花很多時間在通勤與開車……電影《歡樂谷》裡的快樂小鎮甚至從來不下雨,籃球每投必中,強化了美滿安康卻又極度空虛的氣氛。

《我的舅舅》

對照現代生活,人們熱愛打一樣的卡,從事同樣的娛樂與炫耀,幸福的想像單薄而極其相似,欠缺主體性,就好像經典郊區生活攝影集《郊區夢》(Suburbia[8]呈現出來的那種虛無歡樂感,並讓人想到日本的搞笑塑膠人偶影集《Oh! Mikey》[富康家族],其所揶揄的正是刻板印象中白人郊區中產小家庭,整天都哈哈大笑,賣弄「我好幸福啊」的陳腔濫調,生活破洞百出,但當事人卻渾然不覺,笑點是相當反烏托邦的。

電影《控制》弱化了郊區在冷漠婚姻關係中的象徵,但其實原著小說裡有一段值得玩味的描述,故事開場沒多久,丈夫便帶著紐約老婆遷居密蘇里郊區,住進他所嚮往但「設計了無新意」新貴階級房子,老婆剛抵達便酸溜溜地開炮:Should I remove my soul before I come inside?

《摩登時代》、《我的舅舅》恐怕想要問的也是同樣的問題。在《我》片輕鬆的氣氛裡,我們看到整齊巨量的通勤汽車每日塞車進城,人們按照箭頭指示走路,按部就班把車停進小框框,消費主義和企業文化剝奪人性,追求速度與金錢的現代人,或許還比不上《我》片開場幾隻快樂奔跑的野狗。

《控制》

同樣的概念在喜愛野狗意象的藤原新也《東京漂流》(1983)書中也能略見一二。藤原新也透過這本書表達了一種概念:日本戰後因為某種社會性的潔癖,在除暴安良、拒斥髒污與失序的強迫症中失去了人性。在追求經濟成長的過程中, 人們為物慾而工作,過著無止盡消費的空洞生活,處在崇尚管理與單一扁平、中產階級化的環境裡,為了維護安逸與秩序,失去了創意,並且製造出更多社會怪物。對藤原薪也來說,現代人彷彿活在「從一個密室移動到另一個密室」的封閉生活〔郊區生活還重度依賴「汽車」這個「密室」〕,這些尖銳的批判,同樣適用於美國長期以來對郊區文化的質疑。[9]

美國小說家理查.葉慈(Richard Yates)在1961年發表了《真愛旅程》小說之後,在訪談中很明確地表示,小說批判的是50年代循規蹈矩、追求政治正確的懦弱社會氣氛,百姓不思進取只求安逸,政府則執行無的放矢的政治獵巫行動,不消多說,他自然認為這種狀態是亟需「革命」一番的。[10]

如果沒有將郊區的時代社會背景考量進去,改編成電影的《真愛旅程》很容易就被解讀為單純的女性自覺小說。但是綜合《我的舅舅》、《超完美嬌妻》、《歡樂谷》和《真愛旅程》等郊區電影來看,就知道它們所批判的不只是個體,更是極力壓抑個人發展的主流體制,在郊區被父權體制收編的溫順主婦們自然是很好借題發揮的題材。

在這些故事裡面,所有相夫教子的主婦,都搭配著一位朝九晚五的無趣丈夫,女人一方面被當作性工具,一方面又被要求不應有過多的性慾,被期待要將家裡整理打掃得超級乾淨,最好時時抓著抹布不斷擦拭身邊所有可見之物〔比如《我的舅舅》裡面的主婦〕,《超完美嬌妻》將這些制約表現得最誇張,故事裡的太太們最後都被改裝成聽話又有打掃強迫症的性感機器人了。

《真愛旅程》

主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主流意識往往挾帶著莫名強大的「收編」使命,抗拒多元,對「秩序」無條件尊崇,時常表露偏狹與威脅異己的霸道。在郊區,中產階級主流的可怕展現在各個層面上,其中一個當然包括排斥異己。當年許多白人遷徙至郊區,有些是因為看到民權運動風生水起,便藉由封閉的郊區生活迴避種族融合衝突,當年萊維特鎮的居民幾乎清一色皆為白人,有色人種不到百分之二,若有色人種欲遷入,鎮民便產生防衛之心,以「保護社區」之名,施壓驅逐。[11]這種狀況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呢?在目前的社會環境裡,「有色人種」也可以替換為其他對象。現在,某些郊區仍以「保護房價」、「維護社區形象」等名目,嚴格要求家家戶戶草坪要剪得同樣的短,聘用私人巡警管訓院子的樣式與能擺放在外的物品,對於秩序的渴望,使得居民對這些軍隊式的紀律要求不以為苦,甚而沾沾自喜。

當然,上面所提到的郊區電影不會忘記對這種主流階級的偏狹症與控制狂大肆撻伐,刻意在平靜無波的社區中安排一些保守衛道人士所不樂見的「怪胎」來攪局。可疑的蕩婦、同志、社會邊緣人、潛在罪犯,甚至他們心中「過於自我」的女人之類,在這些電影中輪番上陣,在這些故事中,他們被重新發現、被定義,被賦予尊嚴。

在《超完美嬌妻》1972年的電影版本尾聲,有一個容易錯過但有趣的細膩安排:一群機器人主婦穿得風姿綽約,在整潔的超市裡推著推車採購〔購物應該算是美國郊區最強大的文化現象吧〕,以毫無靈魂的方式彼此問安;鏡頭推進,畫面經過一對劇中從沒有出現過的黑人夫婦,看起來像剛搬進社區,還沒有被「機器人化」。這對夫婦在走道旁小聲地爭論,老婆說:「我不想整天都待在超市裡面」,但是老公卻說:「聽著,我們住在很好的社區,這裡乾淨又安全,你為什麼不試試看〔融入〕呢?」這一幕道出了抵抗社會體制的無奈與諷刺──那些受到排擠、受到壓迫的人,因為不知道自己的處境,或者不願理解他人的處境,往往為了走進「牆內」,扭曲自我,一心只為打進主流圈,換取乍看之下「乾淨又安全」的生活。

《藍絲絨》的開場

大衛.林區(David Lynch)的《藍絲絨》(或譯《藍色夜合花》;Blue Velvet,1986)開場有一段別具匠心的鋪陳──郊區小鎮前一秒還如此風和日麗,圍牆的白色油漆閃閃發亮,百花盛開,男主人愉快地在草坪上灑水,水管的小破洞發出嘶嘶水聲,看似無傷大雅,但就在觀眾感到放鬆的時候,劇情急轉直下發生了恐怖的事,鏡頭驟然往下拉,以魔幻拍攝手法穿越草坪,鑽入地表,露出土裡面的黑暗與鑽動的蟲蟻,彷彿郊區寓言的極短篇。

繼萊維特鎮之後,美國的郊區型態也產生了其他不同型態的變異〔比如矽谷〕,但那是另外的題目了。

看起來,拿郊區開刀的文學與電影一直在叩問的是一件事:為了將地景、城市或人生整治成超完美的境界,你願意付出怎麼樣代價?

或者也可以說,它們所質疑的是天堂或烏托邦概念:當一個地方或人只允許快樂存在的時候,真的能快樂嗎?

* 文題為編輯所擬

《美國心玫瑰情》

注釋:

[1] 本文的「郊區」討論的是從50年代以降以Levittown為雛型的suburb。

[2] 2004年翻拍成輕喜劇,由妮可基嫚(Nicole Kidman)主演。

[3] 退伍軍人擁有購屋貸款優惠,房貸比在城裡租屋划算,使得退伍軍人更願意離開都市成為首購族。

[4] 參考Kenneth T. Jackson知名的《馬唐草邊疆:美國郊區化過程》文化評論。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亦可參考王旭所著《美國城市發展模式:從都市化到大都市區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5] 紐約長島的開發太成功,建設公司後來在紐澤西、賓州波多黎各都複製了這個模式,也都名為萊維特鎮。見Colin Marshell在The Guardian報導〈Levittown, The Prototypical American Suburb〉,2015年4月28日。

[6] 「1948年總共有九十三家美國製造商在英國開設分公司,到了1971年已躍升為五百四十四家。」見Duff McDonald所著《你所不知道的麥肯錫》。台北:天下文化,2014。102頁。

[7] Nowhere一字在此可以有「無處」、「零存在感的所在」、「鳥不拉屎之地」等多重意涵。

[8] Bill Owens的1973年作品。部分攝影見此連結:http://138.23.124.165/exhibitions/suburbia/

[9] 在這本書中,藤原新也確實指出,美國最可怕之處,是「一種像白癡一樣的明朗、非現實感」,而那種標準式的虛無感,造就了「缺乏特徵、像無機質的美國地方城市」。黃大旺譯。台北:臉譜出版,2015。467-8頁。

[10] Geoffrey Clark, DeWitt Henry.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Yates.”  Issue 3 of Ploughshares, Winter 1972.

[11] 見《美國城市發展模式》2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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