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認識梓桓，是在去年四月份的台灣鄭南榕電影節中，在乘搭捷運的路上，他緩緩說起自己從九月開始以抗爭者的身份拍攝雨傘運動，希望從運動參與者的視點紀錄運動，讓自己的攝影機也一同的參與抗爭，那時我以為他的作品即將要出爐了，但他卻瞇起眼晴望著窗外一片迷矇的風景，訴說著他一直都無法鼓氣勇氣回看當時所拍的素材。
雨傘運動過後，一種未知的迷茫與無力感籠罩著整個都市，所有在後雨傘產生的一切都彷彿只是懷緬和消費。一年過去，《亂世備忘》誕生，在失意難過以後，他說，「完成（紀錄片）是一種責任」。
作為亂世中的備忘錄
關於《亂世備忘》，我一時聯想到的是劉天賜的《亂世備忘手冊》和古蒼梧的《備忘錄》，因為一切撕裂與鎖碎同樣重要，所以用盡所有把微小的記下，諸如運動裡的愛情、年輕人的妄語：「拍攝紀錄片時我問曾其中一位主角二十年後的他會是怎樣的，他說他不知道，所以紀錄片對他來說很重要，因為紀錄了當時的他，提醒著日後的他，同時也提醒著自己。」
放棄宏大的歷史與運動敘事結構，梓桓刻意用備忘錄的條目呈現他眼中的雨傘運動，一來是為了瓦解紀錄片的時序，令觀眾重新思考；二就是為了包攬微小而重要的枝節：「雨傘運動雖是政治社會運動，但當一群年輕人聚在一起時，未必所有事都跟抗爭、政治相關，對我來說，這些瑣碎同樣是運動的一部分。」
攝影讓我重新經驗理想和勇氣
畢業好些年了，29歲的梓桓對光速般發展的社會來說已經不算年輕，尤其工作以後，他覺得曾經擁有的理想和勇氣早已逃之夭夭，不會再天真地以為自己能改變社會，但一場運動的拍攝卻讓他從學生中重拾失去的一切，從而把影像紀錄的工作看成是一種責任：「一如雨傘運動中每個參與者都有不同的角色，可以物資站的看守者、掃垃圾的清潔大使、管理秩序的糾察等，而我就是影像紀錄者，我帶著攝影機參與運動，希望用影像作為長時間的抗爭。當然，仍有不少朋友常說抗爭大於影像，但我覺得以參與者的角度拍攝的影像能引起更多的討論，這是我作為影像工作者的責任，更重要的，是我從年輕的學生身上看到我失卻的，而這也是讓我繼續拍紀錄片的動力。」
對紀錄片工作者來說，拍攝是痛苦的，剪接也是痛苦的，痛苦在於每刻都是重新回望、觀照自己思緒的過程，把紀錄作為責任扛在肩也是痛苦的，但如果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與動力的話，一切的痛苦都不過是過程。
* 鳴謝香港獨立電影節提供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