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情集會中尋找「更危險的事物」──真實電影與愛慾主體

《幽會百科》(另譯《愛情集會》,Love Meetings)是巴索里尼一齣以「真實電影」的理念所拍攝的紀錄片。在網上搜尋資料時,總發覺它被放的位置,常與一些官能刺激相當厲害的影片在一起。不禁發笑,想著人們如果因此而誤會,找了來看,不知是大失所望呢?還是無心插柳地明白了許多社會問題?我曾寫過一些閱讀筆記,自問又長又仔細的東西,今時今日無市場,「映畫手民」向我要稿實是受寵若驚,便急急做了一些修訂增刪,希望在多年後社會氣氛大變的今日,仍能讓人看得明白。

一)「真實電影」Cinema Verita

我憎惡本然、當然、或自然之『然』。
我重新建構一切事物。──巴索里尼

巴索里尼看來是個百無禁忌的人,但他不是從個人享樂的角度去看這齣影片,而是從社會的角度去探討這些看似是個人的問題。身為一個有左翼[1]政治信仰的文人,他會使用真實電影這種電影理念來拍這樣一齣紀錄片,可謂是順理成章的。

《夏日紀事》

11961的《夏日紀事》

有關真實電影的想法之源起,許多人都會推法國的人類學家尚.胡許(Jean Rouch)及社會學家艾加.摩林(Edgar Morin)所拍的一齣訪談式紀錄片──《夏日紀事》(Chronicle of a Summer,1961)。片中一名女士負責做訪問員,走到大街小巷,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快樂嗎?」訪問者會出鏡,也會毫不掩飾自己的角度、自己在對話中參與的成份,及對被訪者產生的影響。

這可以與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在各種社會科學範疇裡興起的「自我反省」(self-reflexive)理念相提並論。這種理念的產生,乃是對學術範疇內保守實證主義(empiricism)當道的一種反抗,以及對「科學」的義理之爭奪。

當中最主要的一個爭論點,就是提出自我反省觀念的學者都認為,一個研究者/拍攝者並非一個「非社會人」(asocial being), 更非上帝。既然人人都在社會裡長大,人人都會受到社會主流意識及自己成長背景或多或少的影響,因此,任何研究者/拍攝者都不可能完全中立客觀,而在 研究/拍攝的過程中,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容讓自己一些偏見滲進研究/拍攝的方式中。因此,若該研究者或拍攝者不在著作或影片中讓自己以某種方式「出場」, 反而以各種扮作客觀的寫作或拍攝方法,去容讓讀者/觀眾誤會那是一個沒有任何偏見存在的作品的話,那麼,在作者這一方,就有不誠實之兼;而在受眾那一方,則可能因被誤導而對社會上某些事物產生集體偏見。

至於胡許,他更推進了一步。他認為研究/拍攝者對正在研究/拍攝的事物是參與其中的,即使你不做任何事,人們在多了一個研究/拍攝者時,其反應也是不同的。 因此,只要向觀眾誠實交待了立場,研究/拍攝作為一個社會其中一份子,是會參與在被拍攝的事件中,並盡量將被拍的人或事向較好的一方面推進。

甚麼是「較好」呢?有人對此作了一個較簡單直接的描述:「他(Jean Rouch)更發現攝影機有種力量可以誘使人做出有別於日常生活的行為,而他也看出他名之為真實電影的東西乃是項可使人從他們受限的自我中解放出來的方式。」(Barsam:《紀錄與真實──世界非劇情片批評史》,2002)[2]

《持攝影機的人》

21920的《持攝影機的人》

真實電影的提倡者也奉了維爾托夫(Dziga Vertov) 的電影眼理論為祖師爺。維爾托夫在蘇聯成立初始在文藝上百花齊放的時段裡,獲得政府資金拍攝了他著名的《持攝影機的人》。影片包含了精采的影像蒙太奇。蒙太奇這種電影觀念絕對與當時蘇聯建國的「新世界」感有關──許多人都認為這將會是一個新世紀,人類歷史中首次建立了一個真正連最底層的無權勢者都將獲平等自由的國度。雖然,當斯大林當道後,已撤底騎劫了共產主義而行極權之實,著實粉碎了許多人的希望;但當時,「新世界」已建立,當然亦應有新的文化新的藝術,去配合新世界的發展,而不該再用因循守舊的觀點。蒙太奇所包含的非線性思維,絕對是對舊式資產階級的線性戲劇形式的單向思維,提出一個特大的挑戰。同時,蒙太奇的理念,是希望透過對現實影像的不同組合形式,迸發出一種新觀點,亦即一種看待世界的新方式。這與廿世紀初那種建立新世界的氣慨,有著一脈相承的意味。

除了蒙太奇,為了質疑當時的人們痴迷於劇院戲劇的習慣,維爾托夫還使用了揭露製作人的製作方式。維爾托夫的弟弟的攝影情景,妻子做剪接的樣子,還有電影院裡後台放映室等地方,也都包含在影片之中,告訴觀眾製作者的存在,以免觀眾對影片的內容處於被動接收的痴迷狀態,而失卻了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3]

31964的《幽會百科》

在 《幽會百科》中,巴索里尼所使用的方式是真實電影式的訪談,他去到了北意大利和南意大利,一些不同的地方,訪問了一些不同的人,尤其是一些普通的民眾,一些關於愛與慾的問題。巴索里尼還安排了兩位思想較前衛的社會科學方面的教授,與他一起對談關於訪問時所遇到的一些狀況,在一些關鍵時刻,把觀眾從被訪者那些氣氛緊湊的訪談中,拉出來,聽聽另一種思維。這也達到一種間離的效果,讓觀眾不要太過投入,保持邊觀看邊思考的狀態。同時,剪接上,用不同的主題剪出來,很明顯是希望大家用一些非主流的角度去觀看這些訪談。什麼非主流角度呢?就是指一開頭與教授的訪談中,所提出的「無知存在於恐懼」之中;以及影片中段,與教授談到對「因循守舊者」(conformist)的挑戰。

4不同的「真實」,不同的生命

許多人常把直接電影 (Direct Cinema)和真實電影(Cinema Verita)搞混了,在這裡也可順帶澄清一下兩者基本的世界觀,這樣就可更清晰比較出真實電影的品性與生命情調。

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對「真實」絕然不同的理解。

直接電影的「真實」是指一些躺在那裡等待你攫取的真實,是一種有對立關係的身外物,而人與「真實」的關係,就是觀看和被動地接受;而真實電影則將「真實」視為動態的,會因著不同人的參與而有所不同,故所有人都可以參一腳去改變它發生的軌迹,甚至,作為社會一份子,應有責任將它導引向一個較好的方向,並須隨時反省自己的參與方式是否真的讓事情達到較好的狀態。

故此,引申到行動上,可以說:直接電影是一個超然的旁觀者,而真實電影則是一個關心並參與其事的參與者。[4]

為何是說真實電影也屬於危險的事物?電影是能令到多人同時接收訊息的媒體,如果社會連對紀實影片也要求娛樂和被動接收的話,就很有可能是把群眾集體馴化為純消費者的工具;反過來,要是觀眾都能夠主動了解影片中呈現的故事是被什麼人以什麼想法呈現出來的話,這些作為公民的觀眾,對任何政權來說是「危險的事物」。

二)尋找「更危險的事物」──愛慾主體1

巴索里尼的電影和文學作品因内容「意識不良」被起訴33次之多,對此,他只是簡單地評論:「以保護他人道德為名禁止色情,是為禁止其它更具危險性的事物找惜口。」

1只要是佔有思想上領導地位的事物,便需要被挑戰

片中,他和另外兩位教授談論「無知存在於恐懼之中」,指稱做人最糟糕的,就是不問因由地成為「因循者」(conformist),因循地相信權威的所在就是真理,並因此而恐懼進而排斥那些與大部份人不同的人和事。這樣的社會,便無法理性討論善惡和歷史,故亦更無法讓被欺壓/邊緣化/消音的人們可以找到尊嚴。因此,影片的尾聲中,導演和他的朋友一再強調,這電影本身就是對因循者的挑戰。

觀看他的作品,很少看到他使用如此正面的方式,去提出論點逐點反駁他不同意的東西。可是,這樣一來,導演這麼強烈的意向和企圖與受訪者要說的話,可以是平等的嗎?導演如此注重「挑戰權威」和「平等」這種價值觀,對於自己作為敘述者,擁有權力去重組和傳播受訪者以真面目和真名出鏡的話語,是否需要小心處理?在影片中處處見到基層街坊大發言論,男女老幼,處處見到平衡的努力。

在片中,在不同議題上,常見相對弱勢的一方有機會反駁相對強勢一方的言論。譬如在已婚中產男性強調婚姻的重要時,就讓旁邊的不婚男性反駁;當男性直言 不准離婚時,女受訪者有機會反駁;當父親說女孩地位應比男孩低時,女兒有機會反駁;當母親說現在青年人都胡搞時,女兒說她見不到是這樣;當執政黨提出自以為道德的法案時,工人階級有機會說不;當男男女女都歧視不同性傾向的人士時,巴索里尼作為一名不同性傾向人士自己去反駁……每一著都能見到,巴索里尼站在弱勢者/異見者一邊發聲的努力。

2當權者的「民主」與「道德」皆不代表基層

在當時,一條關乎是否應廢除妓院的法案正成為熱話。在影片接近尾聲時,導演專程跑去些窮區、工人區,問他們對的看法。工人們和性工作者們指出法案將造成的傷害,批評法案之虛偽,而導演的總結為:「不同地方:拿玻里、巴勒莫、米蘭、佛羅倫斯的底層人民聯合起來對抗一條民主法案……不斷的繁榮發展,被這些人用其真正的意大利精神在抵抗著。」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這句話裡提出了一個真的對當權者很危險的訊息:

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窮人,用其「真正的意大利精神」,來聯合反對一條政府的所謂「民主」法案,亦即是說,這些底層人民公開宣佈當時的工業發展社會中之當權者的「民主」,根本不代表這些廣大的窮人,但在導演眼中,這些人才是建立起社會基礎的人,才是「真正的意大利人」。

而這些「真正的意大利人」在抵抗的,是一條包含住當權中產階級的「道德」和「民主」的法例。這是非同小可的。

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一個當權者/階層想要得天下(尤其是在一個普遍不贊同帝制或獨裁政體的社會中),必須獲得介定和詮釋一個社會之「道德」範疇的權力,並進佔這個範疇的「代表人」位置(不論大家私底下如何懷疑,表面上仍必須據有這個位置),並進而要求所有人符合這個標準。

在巴索里尼的時代,他們面臨的是一條廢妓院的法案,否定性工作作為一種合法職業,這在意識有起碼三個重要的文化邏輯:

(a)將性的「道德」鎖在異性戀單配偶的家庭之中;

(b)將「性」放在女性的人生價值中心點:若女性的性道德不符合主流,她便失去所有一切達到「幸福」的可能;

(c)將「性行為模式」假設為一個人唯一的自我,因此假設出賣性是出賣自我的不道德行為。但這樣做,就等於否認其他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有償勞動其實也需要出賣身體的不同部份,以致出賣人的時間、情緒和性徵等屬於「自我」的東西。

根據這三個邏輯,如果工人階級(也包括性工作者)不同意這個廢妓院的法案的合理性,則意謂:大家不同意以上三種介定自我和人生價值的方式,更蘊含[5]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有償勞動狀態的負面理解。

影片中,在男女嚴分界限的地方,工友們會認為,妓院是青少年男性安全地接受性教育的地方,否則,未結婚的少年很容易會「變成同性戀」或者會「和豬做」(這實在不能不令人想到巴索里尼後來的作品「豬圈」/「豚小屋」)。同時,他們又認為無妓院反會導致性病猖獗。更有趣的是,大部份男工友不同意讓家中年輕女性上班,因為工廠老闆一定會對她們進行性侵犯!然後巴索里尼就問:「那是不是該廢除老闆這種東西?」

「那是不是該廢除老闆這種東西?」──這難道不是一個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組織方式一個極危險的挑戰嗎?

當然,巴索里尼並不盲目,他應該也深深感到男性受訪者語言中對女性和不同性傾向者的不尊重吧。故亦訪問了女性的性工作者,讓她們對她們的男性顧客進行批判。同時,在影片的不同部份,他也或輕或重地質疑異性戀霸權的合理性。

影片中的受訪工人(包括性工作者),對待他們自身的「性」,看法明顯與當時的中產階級道德論有很大的出入。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性」,經常與一個人有何慾望有關,而慾望與匱乏感是雙生並列的自我感覺。換句話說,當某種性道德成為社會認可的主流道德觀和價值觀,裡面所包含的慾望、匱乏感和它們可能被滿足的方式, 就會同時成為集體同質化的自我感覺模式。如果「自我感覺」原來不過是集體模式,那這個「自我」到底有多「自我」?這一種「自我」又與「自由」有何關係?反過來問,如果在一個社會裡,人們深層的自我感覺、追求滿足的方式、完成自我的方式,皆極其多元化並與當權者/階層不一樣的話,統治階層若要壟斷權力和資源,還會那麼順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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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左翼」一詞在現今的香港,實在擔心讀者會錯意,所以多加兩句解話。「左翼」是一個歷史悠久,歧義甚多的詞語。在我的理解中,左翼是泛指對「自由、平等、博愛」這一組三合一的大同價值觀追根究底、站在弱勢者(而不是弱者)立場的堅持與實踐者。即使在中國的廿世紀初語境中,「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安娜琪」等的想法,屬於西方新思潮。不少著名的五四時期知識都與之有關,如魯迅、巴金、陳獨秀等都多少持有相關理念的不同組合。一些嘗試把儒家思想當代化的學者,如梁漱溟等,俱與有左翼信仰的文人學者或政治人物,有所交往。後期,中共在毛澤東帶領奪權後,騎劫了共產主義的語言行極權之實,更對早期左翼思想百花齊放的情況進行清洗,不少早期的共產黨人、左翼內部的異見者都遭到多次政治運動的大清洗,甚至被殺害。在今日的中共當中,所謂的「左翼信仰」早已蕩然無存,只是用來耍咀皮而已。

今日香港許多人恨中共、恐中共,卻將明明是大右派(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各保皇建制派稱為「左」。這幾年又有許多右翼本土派,將他們登上政治舞台之前的較有名的社會運動者/泛民主派都稱之為「左膠」,其意義亦是含糊不清,因為被點名之人當中,絕大部份在國際意義的左右分野中,最多只屬中間偏一點點左,而如民主黨般主張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黨團,在政治光譜上其實應該理解為中間偏右,只有社民連在這光譜上離左端最近。

[2] 值得注意的是,《夏日紀事》拍攝於1961年,是正值亞爾及利亞戰爭(該地長久為法國殖民地,於該次戰爭後獨立)後,以及六零年代風起雲湧的左翼反抗運動之前。

[3] 可惜,過了百多年,這種反對觀眾被動接受的運動,似乎仍難有進展……

[4] 事實上,其實這種研究/拍攝者的基本身份理念分野,事實上也是保守派與基進派的社會理論的基本分野,在此便不詳加討論,否則不得了啦。

[5] 只是蘊含,尚未發展為清晰的有意識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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