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城裡人?十七歲的單車與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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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今年十月發表了一篇北京報導〈單車時代還會回來嗎?〉,光看這個標題我們就知道單車時代不只揚塵而去,而且已經離現在的北京很遠很遠了。

戰後義大利的新寫實主義經典《單車失竊記》(Ladri di biciclette,1948)登上大螢幕的那一年,北京城裡有將近有18萬輛單車[1],此後半個世紀這個數目以驚人的速率持續增長,有很長一段時間,單車甚至是一般家庭認定成家立業必備的「三大件」〔手表、收音機、單車〕之一,既是日常所需,亦是重要的經濟文化象徵,陪伴市民度過70年代經濟改革前後青黃不接的漫長時光。

80年代尾聲,北京單車時代青春正盛,六成以上的市民以單車代步,單車數量也突破了400萬輛,接下來的十五年,單車數量又翻漲了兩倍有餘,熙來攘往的自行車潮成了道地的北京風景,也是中國印象的縮影。不過,當2005年Katie Melua以清澈的嗓音唱著「There are nine million bicycles in Beijing」這首情歌,宣誓「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就像我愛你至死不渝」的時候,北京單車的帝國卻已日薄西山──二十一世紀剛起步的十年,單車文化急遽衰微,2000年北京市民以單車代步的比率仍有四成,但十年後已銳減不足兩成。[2]

2000年,導演王小帥拍了一部北京的單車失竊記,名為《十七歲的單車》,電影完成之際恰好位處時代的分水嶺,單車時代已在長長的下坡道上,老北京的建設正慢慢剝除胡同之類的舊時代遺風。這部電影於是像琥珀一樣,把那樣的時空轉折完封在膠卷上,以青春為題,講的卻是悠遠的事,甚至有一種蒼老的心情在裡面。

上個世紀末,在除舊布新的願景與房地產商的觀望中,北京著手展開有計畫的城區改造,漸次拆遷老城區胡同,在《十七歲的單車》的鏡頭中,緊鄰胡同的豪宅與興建中的大廈建地輪番出現,觀眾也能直擊胡同的牆上圈著大大的「拆」字,彷彿是一聲預告的槍響。

當初電影在中國受審的時候,審查單位告訴王小帥:「拍太多胡同,展示了中國的落後,影響北京申奧」[3]而給與刁難,電影拍攝完成後的 2001年,北京申運成功,為了在2008年向國際展現某種風光的、合於現代經濟文明的想像,胡同的解散更有如推倒的骨牌加速進行,導致2013年這部禁片終於短暫能夠上京公開放映的時候[4],導演想要「舊地重遊」,彼處多已無法辨認、或作煙塵,無「舊地」可遊。

《十七歲的單車》確實保存了迴光返照的末日單車時代景象,北京大街彼時霧霾仍未如此鋪天蓋地,在傲視全球的寬闊單車道上,騎士仍能不那麼緊張拘謹,單車就算綁著床舖之類巨大家當與謀生工具也能保有有足夠的愜意……如今,單車在這個大城裡只能被惡劣的交通與生存環境所夾擊,在社會資本的競奪中寸步難行。

如同《端傳媒》的那篇北京報導所言,單車文化的式微不僅牽涉到汽車產業與經濟能力的發達,以及一種微妙的心理狀態──「在日益現代化的中國,人們總是將單車與『過去』聯繫在一起。許多人認為單車是一種『倒退』的交通工具」,此外,市民居住地理位置的洗牌也是一個關鍵。

報導指出,「單車是伴隨著城市居民的遷移而消失的」,因為在舊世紀的時候,「許多國有企業、政府機構均為員工提供市區內的免費或低價住房;而現在,人們搬到了四環、五環甚至六環之外,必須長途跋涉去上班」。舊時矩形方正的京城佈局,如今順應時勢,建構出以環狀快速道路輻射擴散的同心圓現代地景,而這塊地景上同時交疊了一張向外開展的隱形經濟資源分配圖,市中心的意義產生了微妙的改變。

過去,位居北京心臟位置的老胡同廣納百川收容了廣大的普羅階級,而今這些舊址在新樓拔高後被賦予了全新的土地價值,煥然一新的「黃金地段」再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輕易選擇的家,當某些社會資源豐厚的中間人因「拆遷經濟」獲利的同時,另一批無辜者卻付出了代價,除了拆遷戶居無定所〔北京俗語稱之為「打遊飛」〕,那些還沒累積到足夠社會資本的窮忙族,勢必也將被推往城市的更外圍。

家住的遠,自然就不能騎單車通勤,而不管住在哪裡只要存了一點錢的人,又覺得開車比騎單車體面,《十七歲的單車》裡面有一幕是緊鄰胡同的隔壁豪宅大廈主人回家,儘管巷子是這麼窄,他們還是要駕駛轎車入巷,那是一種區隔的姿態,相對於住在胡同裡男孩們視單車如命的執著,是很清楚的經濟落差的映照。汽車一多,交通就壅塞,搭配漫天霧霾,單車的好時光自然就提早進了墳墓。

《十七歲的單車》講的是十七歲的兩位少年小堅和小貴與一輛單車的故事,小堅是一名北京中學生,小貴則是一名北漂的單車快遞員,他們都住在胡同裡。小貴的車被偷了,小堅向二手車商買的車不巧剛好是那台贓車,故事由此展開。片中幾乎沒有惡人,如果不算青少年血氣方剛的那種殘忍、那種不徹底的壞。真正惡劣的始作俑者〔偷車賊〕從頭到尾都沒有現身,那隻「看不見的手」以最小的個人成本,換得最大的利益,讓貧者更貧,讓在狹縫中生存的人更絕望,直至相互傾軋,而神出鬼沒的盜匪卻完全置身事外。

從這個社會批判的角度來看,《十七歲的單車》呼應了1936年老舍的北京故事《駱駝祥子》,單車的象徵是多元的,導演對這點直言不諱,直接在對白中置入這個指涉。小貴開工的第一天,快遞公司老闆便把一群北漂的勞工叫到一張巨大的北京市地圖前,要求大家熟記每一條路,以自己的能力賺到自己的單車,要他們「做一個現代的『駱駝祥子』」。自食其力,堂堂正正地做個心目中的「城裡人」, 聽起來是如此充滿希望,但駱駝祥子是個悲劇,在現代社會裡尤其如此,它表現在愛情上,也表現在社會際遇上,這個伏筆貫穿了整部電影。

單車故事向來有抒情的傳統,這個傳統我們在香港導演杜琪峰的香港電影《文雀》(2008)、陳可辛的《甜蜜蜜》(1996)裡面看得到,在台灣小說《單車失竊記》(2015)、電影《藍色大門》(2002)[5]裡面也看得到──誰能忘記張士豪騎著單車在台北街頭迎風飛揚的夏威夷花襯衫呢?當電影裡的小貴扛起扭曲的腳踏車隱沒在北京車水馬龍的紅塵裡,我覺得我的心也和小堅的一樣被踩爛了。

《十七歲的單車》傑出的音效與配樂,凸顯了它抒情的力量,因而散發寓言式的熱辣與神秘感。在小貴進澡堂的時候,門外的鼓聲,帶給人一種心跳加速的不安;小堅下閣樓拿車的路上,胡同內傳來幽微的唱戲聲與各種嘈嘈市井之聲,也是引人入勝的鋪陳。我尤其喜歡小堅在胡同練車、等人的姿態,還有他沿著天台的邊緣漫走的片段,《十七歲的單車》在影音調度上混雜了某種既危險又酣暢的參差感,如同小堅放開雙手騎單車的那個畫面,抒情手法是這部片在理性批判之外最美好也最無法取代之處。

抒情與人性的厚度,在城市的發展中,往往是最容易被犧牲的。有趣的是,當年審查單位批評電影中放開雙手騎單車的這個畫面「違反交通規則」,要求王小帥刪除,然而王小帥卻認為那是他最喜歡的鏡頭,抽掉了電影就不成立了。這個電影花絮諷刺地展現了社會規範與期待裡多層面的弔詭。抽掉了胡同,抽掉了歷史情感,北京還是北京嗎?

距離《十七歲的單車》完成的那一天,很快又將十七年。單車時代的消亡,終於具體讓北京城付出了社會成本,為了紓解空氣汙染與交通困境,政府開始努力尋找各種單車時代復興的契機,但前方仍有漫長的路。

《十七歲的單車》讓我想起有,有人曾經告訴我,小時候如何極想擁有一台單車,為了實現這個願望,勤奮地喝了很多舒跑[6],因為當時有集拉環送腳踏車的抽獎活動,只是怎麼喝都抽不中……後來家裡終於買了一輛單車,但快樂的時光很短暫,騎不到一個月車鎖在大街上就被偷了,偵探一樣四處打聽都找不回來,讓他「傷透了心」。我明白那樣的傷心,那樣的傷心在《十七歲的單車》裡四處流動,是一種絕決的哀愁。

注釋:

[1] 張妍,〈北京:單車時代還會回來嗎?〉,《端傳媒》報導,2015年10月8日。文中指出,《北京志.市政卷.道路交通管理志》記載,1948年北京有十七萬六千多輛單車, 2005年有831萬。

[2] 根據官方資料,2000年北京騎車上下班率38%,現在僅餘百分之12%。見《紐約時報》Owen Guo的報導〈A City Choking on Cars Hopes Commuters Will Return to Two Wheels〉,2015年11月11日。

[3] 楊林,〈王小帥、高圓圓重走「單車」路:紀念《十七歲的單車》在後海進行騎行活動〉,《新京報》,2013年7月12日。C16C17版。

[4] 《十七歲的單車》獲得柏林影展的評審團大獎「銀熊獎」,卻因事先沒有經過審查便參加國外競賽,之後審查卻百般刁難而沒有獲得公映許可,直到2013年才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第一次以特別展映的形式登上大螢幕。

[5] 《藍色大門》與《十七歲的單車》皆為台灣吉光電影公司當年策畫的「三城記」系列電影的代表作,此系列特別邀請兩岸三地新銳導演打造屬於二十一世紀的電影新風貌。

[6] 台灣運動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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