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冷酷異境到人文世界︰看邱金海電影的轉折

一、

若要談邱金海(Eric Khoo)的電影,大概要先從新加坡談起。

談及新加坡,不少人評說它是個「單向度城市」(one-dimensional city),而這所「單向度城市」,主要受兩種意識形態所模造。第一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這意識形態一方面在個體的生產和消費層面上運作,另一方面在國家層面上運作。這我們都很熟悉,諸如個體商品化,把個體融入勞工和消費市場,讓個體一股腦兒的追求最大的利益,最大的生產量和最多的消費滿足等等之類。第二種意識形態是精英主義,因此公民都很順從國家主導思想,順從國家提供給人民向上爬升的階梯。公民順著階梯往上爬,就確保他們經濟競爭力,確保他們物質生活豐饒,於是乎新加坡公民都傾向以發展為目標,並擁護體制。情況與香港十分相像。

《薄麵佬》

不單如此,政權還灌輸「亞洲價值」,說是融合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道家和儒家的價值,但在新加坡的具體展現中,則是強調儒家價值。眾所周知,新加坡就是如此一個靠資本主義和儒家價值融合而成功的城市,因此可以說,新加坡所提倡的「亞洲價值」,主要就是儒教價值,以此確保人民勤奮、節儉、自制,並尊崇權威。此意識形態在李光耀在位期間運作至今,至近幾年才見有所動搖。

意識形態厲害之處在於它不只在意識或思想層面上運作,而是落實到具體生活和物質的層面。是以,不單是在價值認同上,城市規劃和住屋設計也展現出這種單向性(one-dimensionality)。香港人向來嚮往新加坡的公共房屋,其實也是這種單向性的意識形態下的產物,在邱金海的鏡頭下,拍成是一格又一格的幽閉空間,令人窒息,如在《薄麵佬》(Mee Pok Man,1995)和《12樓》(12 Storeys,1997)所展示般。這種建築和空間的設計,令新加坡人更個體化,粒子化,阻隔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阻礙社會形成真實的人類社群。邱金海的鏡頭不單捕捉到這種幽閉的環境,還揭示出被壓在這幽閉底下,新加坡低下層的慾望與不安,這些慾望和不安,等待在他的電影中爆開來。

《薄麵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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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金海早在拍攝第一部長片《薄麵佬》前,已經拍攝了不少短片。那時,新加坡基本上是沒有電影業的,當導演的大都是拍商業廣告或到電視台裏拍電視劇,而政府的審查嚴重,根本難以有導演自己的聲音。所以邱金海的成功,在新加坡這情境下可算是奇蹟。邱金海的成功在兩方面,一是他能在嚴重審查制度下依然保有自己批評角度,這極為難得,但也同時是佔有天時地利。《薄麵佬》雖只能在新加坡中上演三場,但在福岡、釜山和新加坡本土中都獲獎,《12樓》也在夏威夷和新加坡獲獎,並是首部新加坡片獲邀到康城影展。情況有點像中國第五代導演,出口轉內銷,當年新加坡也極想搞好對外形像,而文化獎項對他們來說相當有吸引力,故此不單是邱金海自己拍攝的電影能受到本土重視,他公司所製作的影片也以相似的途徑受到關注。後來,邱金海在2007年更獲得新加坡文化獎最高榮譽。

若看邱金海電影的主題和路數,不要說在新加坡如此單一和集權的國家,就單是在自由的國度也見偏鋒,當中就涉及低下層、傷殘、虐兒、戀屍、娼妓、亂倫慾望、同性戀和安樂死等議題,《薄麵佬》就是揉合幽閉空間、娼妓和戀屍的故事。他的電影有「真實電影」 (cinéma vérité) 的元素,又有「劇情紀錄片」(docudrama)的味道,所拍攝的大都是受壓迫的人,被傷害被侮辱的,把表面光潔而富饒的資本社會中被藏起來的部份揭露出來,而人與人之分離使論者評說他鏡頭下的新加坡是「陌生人的社會」(參看Tan,2008)。

《12樓》

至於另一難容於新加坡的元素就是「新式英文」(Singlish)。雖然新加坡向來標榜種族融合,法定語言也有四種之多,可以想像他們日常的用語是多麼的混雜而多元。然而,新加坡語言是有等級之分的,英語極受重視,但揉合英文、馬拉文、福建話和廣東話的「新式英文」則極受鄙視,被視為低下層的語言,是街頭沒有文化之人的語言。邱金海寫實的風格當然不會迴避使用這種語言,在我來說甚至有點炫耀的味道,角色往往能操幾種語言而來去自如如日常一般。

邱金海不只一次提到,他想要拍的,是「生命的薄片」(slices of life)或「新加坡的薄片」(slice of Singapore),而這一片,肯定是極不悅目的一片,隱秘而又真實的一片,照見出勞苦大眾心靈空虛的一面,照見出他們悲苦的生命,照見出人性之薄情與冷酷。

這樣說來他好像是低下層的代言人一般。然而有論者卻批評說,他的《薄麵佬》和《12樓》根本不是認同低下層,而是中產階級對他們的幻想,美學化了工人階級的勞苦和異化,以供藝術電影消費他們的影像,同時他鏡頭下的女角往往都是無助者,等待救援之人(參看 Chua and Yeo,2003),使他這兩部電影變成是在男性操制式凝視下的偷窺式電影。邱金海雖然有為自己辯護,但也未必完全不認同評論者對他的評價。他在往後的兩部電影中──特別是《默默伴我行》(Be with Me,2005)中──對他的批評者的評論有所思考。

《12樓》

三、

《默默伴我行》不像《薄麵佬》和《12樓》聚焦在新加坡的公共房屋中,當中涉及的社會階層比以往的電影要闊得多。這戲主要以三個獨立的篇章組成,第一組是兩個中學生女孩的同性戀愛。她們來自不同的階層,其中一個是來自中產階級,住的地方也比另一女孩光鮮豪華得多。這兩女孩不像邱金海以前電影中的女角,既不是低下層的妓女,也不是困在公共房屋中獨身的剩女。她們春青,有活力,能在社會流動,是網絡的一代。電影第二篇章是關於低下層的中年男人對職業女性的追隨、偷窺、凝視與幻想,一種在視線距離下的愛慾。最後一個篇章牽涉三個人物,社工,社工的爸爸和盲人教師Theresa。社工母親去世後,社工爸爸就陷入自我封閉的狀態,不再對外開放,沉浸在自己的傷痛中,社工雖有關心父親,但難以打開他的心結,他反而更能對Theresa開放自我,建立關係。

這片比前兩片更為複雜,也更為成熟。以片段組合成新加坡故事這手法早已是邱金海的慣技,他這次以打字機作為影片的開頭,打字機打出來的文字本身與女中學生以手機短訊溝通形成對比,同時文字,帶出來的質感就很不一樣。而在影片中,Theresa自述自己的成長故事,述說自己如何出生,如何變成盲聾人,如何受教育,到現在如何成為別人的教師。在影片的中後段,觀眾發現片頭所出現以打字機所打的字,其實就是Theresa的自傳,而社工則正在為Theresa把自傳從英文翻成中文。影片在三個獨立篇章上加入這層自傳,甚至以Theresa本人當回Theresa這角色,利用Theresa的真人真事與三個獨立短篇的故事作為對比,在主題上把它們串連。他以往的電影寫實氣味已經很濃,這戲更是以半紀錄半虛構的劇情紀錄片形式來處理,讓真實世界的人和事滲入虛構故事中,以真實的能量與虛構撞擊,撞出不同年代,不同性別,不同生命態度的對話。

《默默伴我行》

我說這片邱金海把過往男性主導偷窺式的視角更改過來,主要也因他選用了Theresa這角色。沒錯,Theresa這角色依然是邊緣、非主流和身受傷殘,一如多個在《薄麵佬》和《12樓》中的角色,然而Theresa不可能是男性凝視下的女性客體,她沒有引起獵奇式的慾望(反倒那兩個同性戀的女孩有,但正正如此,反而卻回過頭來閹割了男性偷窺式的視角),也是她這光明的角色,壓下以往邱金海鏡頭下的幽閉與黑暗。

另一個很大的改變是在食物上。只要看過邱金海的電影,就知道他十分喜歡拍食物。最叫人深刻,肯定是《薄麵佬》開場蒙太奇式的空鏡頭,街市的生肉、被切的肉、下鑊的肉、裸露女體、女性下體特寫,把食慾和性慾連在一起,都是獵奇式,都是剝削的。《默默伴我行》也有食物,但食物在畫面中平和得多。生肉是在超市中買賣,炮製食物的過程也沒有街道食市那種粗獷與暴力,而是溫柔平順的。食物最後更叫社工的爸爸和Theresa連繫上,叫社工爸爸走出喪妻(極有可能是安樂死的,作決定的當然就是社工爸爸了)之痛,爸爸伏在Theresa肩上那一幕的確感人,難怪康城電影節藝術總監 Oliver Pere 也說︰

《默默伴我行》就像是電影中的聖詩,一齣關於人找尋愛的電影。邱金海在他最新的影片中,發掘出都市中的寂寞,情感上有點沉鬱卻沒有沉醉在犬儒中,也沒有訴諸冷酷的心理學中的刻板印象。因而這戲可稱得上是首希望之歌,重新演繹「人本主義」這字的真義。

中年男人對職業女性的偷視,女同性戀學生不得要領的同性之愛,社工與父親難以越過的界距,在在都表明現代都市社會──新加坡──中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與冷漠,然而打字機的聲音、美味的食物、老年盲婦的撫慰,卻重新在疏離中織出社群之網,而這,正正是邱金海以往的戲不斷思考,卻提不出答案的問題;在這片中,邱金海找到了希望。

《默默伴我行》

四、

在今天(編按︰是為2012年,《辰巳》在2012年於香港上映)重提邱金海,是因為他最近的新片《辰巳》。這片改編自日本漫畫家辰巳嘉裕的自傳作品,也是邱金海第一部不涉及新加坡的長片。這片很多主題都值得探討,大概需要另外行文處理,但從以上的分析,就可以理解為甚麼邱金海會拍這部片,為甚麼他對辰巳嘉裕會有興趣。辰巳嘉裕當年不滿五、六十年代日本認為漫畫只是兒童讀物的想法,就思索如何在漫畫中呈現成人世界,畫一些給成人看的漫畫,是以他提出了對漫畫新的想法,並命名之為「劇畫」(gekiga)。劇畫不迴避血腥、暴力和性慾,反而聚焦在這些主題上,揭示出成人世界的殘酷與黑暗,進與揭露人性的陰暗面。

我想大概是辰巳嘉裕寫實的風格,並他揭露人性的「人文主義」態度,吸引邱金海導演《辰巳》這部影片吧。

《辰巳》

參考書目

Baumgärtel, Tilman. 2012. “‘I do not have anything against commercial films’ Interview with Eric Khoo.” In Tilman Baumgärtel ed. Southeast Asian Independent Cinem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13-226.

Chua Beng Huat and Yeo Wei Wei, “Singapore Cinema: Eric Khoo and Jack Neo —Critique from the Margins and the Mainstream,”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4, no.1 (2003): 117-125.

Marchetti, Gina. 2005. “Global Modernity, Postmodern Singapore, and the Cinema of Eric Khoo.” In Sheldon H. Lu and Emilie Yueh-yu Yeh ed. Chinese-language Film: Historiography, Poetics, Politics.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329-361.

Tan, Kenneth Paul. 2008. Cinema and Television in Singapore: Resistance in One Dimension. Leide, Boston: Brill. 127-143.

Tan See Kam. 2009. “Singapore as a Society of Society of Strangers: Eric Khoo’s Mee Pok Man, 12 Storeys and Be with Me.” in Tan See Kam et al., Chinese Connectio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5-219.

Tan See Kam and Jeremy Fernando. 2007. “Singapore.” in Mette Hjort and Duncan Petrie ed. The Cinema of Small Nations. Edinburg: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原文刊於《聲韻詩刊》第8期(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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