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倘若愛電影，並留意華語電影的話，台灣電影絕對不能不看，而且無論你喜歡與否，都很難否定台灣新電影獨樹一幟的特色。紀錄片《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由導演謝慶鈴與製片王耿瑜飛往各地，由台北到清邁、巴黎、東京、香港、北京、荷蘭的鹿特丹，以至於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訪問不同電影評論家、導演、製片、學者、藝術家而成。如果本身對台灣新電影所知甚少，此紀錄片會是挺不錯的簡介。片中有不同人士對台灣新電影的親身感受，甚至如何與自身成長或生活連上關係，也有很多珍貴的電影片段，不會沉悶。
可是，若要從紀錄片中看出導演的論點或立場，或是一種紀錄片論述的結構，似乎難以尋索得到，也是網上不少人看後對此片的批評地方。紀錄片就像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或是獨自一人，或是找個伴後，娓娓道出自己對台灣新電影的理解。而在片中能看得較為明顯的鋪排，可能就是地域的分野了。紀錄片一開始，首先是在台灣舞壇舉足輕重，早年也有投身文壇的雲門創辦人林懷民，由他作啟首，帶出由侯孝賢、楊德昌領軍的台灣新電影浪漫與當時70年代後的社會氣氛；及後，評論者的距離一下子拉遠至法國、阿根廷、美國等地域，再慢慢拉近，由日本至香港、北京，最後由侯導親身講述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台灣新電影入西方評論眼
評論者的地域距離，在此片中，呈現了對台灣新電影的截然不同的敘述方式與觀點。暫可簡略分為西方與東亞的分別，而在東亞的評論中，日本、香港與北京的觀點也有可堪討論的地方。
地域的不同影響了觀影經驗的不同，不少西方的評論者對台灣新電影的評論，較多是科學、技術性的評論。他們從整個電影體系（當然這個體系也是以西方電影發展為本的）中去論述台灣新電影的精神是否「符合」現代電影。
無獨有偶，80年代中台灣人自身的身分認同的建立也是要西方體系來認同。一來西方國家與台灣斷交對台灣人身分自主的打擊，二來台灣新電影最為人所認識與肯定的，是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他憑此成為台灣電影第一位導演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西方論者論到台灣新電影時，他們所能侃侃而談的，大抵是他們如何發現它，並把它引到西方世界的眼中。
台灣新電影被納入「大中華」
不少論述中，香港和台灣會被歸到「大中華」（Greater China）之名下。在影片中，兩位法國論者討論台灣新電影時，很自然地把台灣新電影放置在「中國」的框架中討論。他們不期意比較台灣新電影與中國第五代的電影，即便其中一位論者認為那時台灣新電影與中國第五代相比較，更能題出與西方電影類近的現代電影精神，但冷不防另一位這樣說：但你也會說它是中國化（Chinois）的。
把地方文化藝術收納到「大中華」的大論述中，會忽略地方最為珍貴的特色。一如台灣因為經歷過政治上的白色恐怖，人們看《悲情城市》才能看出緣何悲哀，緣何身不由己。而台灣因有現代化下鄉人的不適應，香港觀眾即使不聽聲音也不會錯認《兒子的大玩偶》是香港電影；再者，即使台灣與中國內地電影同樣重視「鄉土情懷」，彼此也能看出對方的不同來。
可能因為地域相近，日本、中國與香港的論者，也多從自身生活出發，比較自身電影與台灣新電影的同與不同。可惜的是，意見雖紛陳，但卻止於此，沒有深入討論。例如日本導演是枝裕和重看台灣新電影，既發現台灣因殖民而來的日本文化而感到親切，也為戰爭留下罪惡感到罪疚。兩者本是互涉而互為影響，可籨而鉤尋更多饒有意思的觀點，但影片因停留於此，沒有進深討論。
還有，那份星光熠熠的受訪名單……
影片末後以蔡明亮與侯孝賢作結。前者淡淡然表示電影是藝術，需要經過時間的淬鍊，價值才出來。事過境遷，侯導則說他甚麼形式都試過，最後內容才是最重要。兩者都對電影價值的期許，也是展望電影未來的發展。或許正是紀錄片導演的寄語吧，所以紀錄片的開首與結尾部分，分別以台北捷運軌道與《南國．再見南國》鐵路畫面作呼應。這程109分鐘的光影之旅，展示了台灣新電影那一代的光陰。
一代之電影，何止一地之電影工作事。只是，當《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最後作結時，片名中的「台灣新電影」依然有點像聽途人說經過之感，仍然飄渺；而隨著片後的鳴謝字幕升起，反叫人更想知道，一系列星光熠熠的受訪名單中，藏著甚麼其他不一樣的看法。
而我最後又不禁幻想，如果有香港的版本，又會是甚麼樣子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