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世界的兩種方法──對「浩」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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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影文化中心舉辦的電影文化沙龍第三回,於七月十八日再次迎來關於紀錄片的對談。繼上次請來三位年輕女生暢談紀錄片後,今次再請來兩位分別自來香港和廣州的男子──陳浩倫和周浩,讓他們講述自己對紀錄片製作的信念與看法。是次活動由張鐵樑主持,以對談的形式,完成一次深度的「對『浩』入座」。

座談會前大會安排播放兩位導演的作品,分別為陳浩倫的《收割,開路!》和周浩的《棉花》,讓觀眾先了解兩位導演的作品與風格。陳浩倫為本地獨立電影工作者,作品對準主流媒體視野之外的議題,以影像為少數與弱勢發聲。周浩憑《棉花》剛奪得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有「記者型導演」之稱,產量甚豐,以大陸種種社會問題為主題。

周浩《棉花》

「浩」愛紀錄片

主持先讓兩位導演談談紀錄片與其自身之關係。周浩說紀錄片與自己人生有關,他憶述在南方周未報工作的經歷,並說那段經歷對自己影響甚大。南周頗為商業,內容必須面向大眾,發掘與大眾息息相關的題材。因此,周浩在拍紀錄片時承接了這種與大眾接軌的習慣,繼續透過紀錄片與觀眾分享重要的社會議題。他又表示,自己被稱為「記者型導演」與記者生涯有關,然記者時期,他主要是以照片說故事,而現在則以紀錄片說故事,兩者差別頗大。

與周浩相似,陳浩倫亦經歷過從記者到導演的身份過渡。會上,陳浩倫透過圖片分享畢業後如何投身媒體工作,也談到曾參與《頭條新聞》的製作工作。他表示,在媒體工作期間,他直接感受到媒體的權力與暴力──可以選擇忽略、過濾等方式只展現事實的單一面向。因此,他希望以紀錄片揭露被主流媒體忽略的事實。他分享了兩段剪輯自其作品《反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和《稻米是如何鍊成的》的短片──片種分別紀錄反高鐵群眾對傳媒的質疑與回應,以及友人周思中於菜園村種植稻米的務農生活。陳浩倫表示,他希望自己的紀錄片能拍攝那些被忽略的「另一種真」。對他而言,拍攝過程中自己與被拍者的交流、導演自身的改變等,也是一種真實。這影響到他拍攝的形式,會選擇把這些思考放進自己的作品內。

陳浩倫《稻米是如何鍊成的》

面對世界的兩條路

周浩接下來談及記者生涯對其導演工作的影響──特別是圖片故事和紀錄片之別。周浩直言他對世界越來越敬畏,因為他明白到,事物一定比人的了解更為複雜。所以他說,他的紀錄片會盡量沒有立場。他認為,大陸新聞聯播那些影片就是有立場的作品,是注定短命的,他也不諱言的指出自己對這類影片的厭惡,因為它們當中只有一種聲音。他也指出,他並不喜歡被奉為紀錄片經典的《海豚灣》,認為該片實際上不過是另一種宣傳。他認為很多問題不是二元對立的,甚至很多時候根本無法判斷對錯,所以他的影片會選擇去呈現世界的複雜,讓大眾了解世界的多元性。至於訪談與直接觀察兩種技巧之間的取捨問題,周浩直言對此沒有深入思考,他認為本質上,劇情片與紀錄片沒有很大的區別,兩者都是用影像說故事。他認為最重要的,始終是說出故事。

就劇情片與紀錄片之間的區別,陳浩倫則認為,方法是用來解決問題的,對應不同的問題,就有不同的手法。他指出,若遇上難以用紀錄片拍攝的題材──例如保安和外傭──他就會選用劇情片這形式。

陳浩倫《收割,開路!》

呈現世界的複雜

在發問環節,參加者追問周浩在紀錄片中導演立場的問題,問他會不會為了沒有立場而沒有立場?周浩回應說,事實上他在紀錄片中是有自己的立場的,只是面對世界的複雜,他不想輕易下結論,於是選擇呈現當中的複雜性。至於這種「退後一步」的立場會否成為犬儒呢?周浩坦言自己真的不知道答案,但他認為,他的作品可以為別人判斷的素材。他在當中是真誠的,而真誠──他認為──比真實更重要。

就此,陳浩倫亦有所回應。他認為導演面對自己處理的問題,多是經過深思熟慮,在製作時長期思考,因此他不相信有導演真的會為了沒有立場而沒有立場,為了反對而反對。而他補充說,人文關懷對於紀錄片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最後主持問及兩位導演,不同地方的觀眾會否有不同的反應?周浩認為不太有分別,但卻感到中國大陸以外的觀眾更能貼近自己的創作意圖。而陳浩倫則分享自己帶影片到老人院放映的經驗,亦表示不同的觀眾反應也差不多。

陳浩倫(左)、周浩(中)、主持人張鐵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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