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2014年情人節，香港新的獨立戲院星影匯開張，本地紀錄片終於多了一個放映場所。過去十個月裏，星影匯放映了《未夠秤》、《子非魚》、《河上變村》三部紀錄片。加上百老匯戲院放映的《金門銀光夢》和《爭氣》，今年已有五部本土紀錄長片在港上映。在其他地方這可能微不足道，但在香港，如果不計入各種電影節放映，從1941到2013年七十多年間，直接進入商業戲院放映的本地獨立紀錄長片只有《勛業千秋》（1941）、《東江之水越山來》（1965）、《慘痛的戰爭》（1980）、《女人那話兒》（1999）、《音樂人生》（2009）、《三生三世》（2012）等很少幾部。電視方面，香港電臺外判的香港作家系列繼臺灣的「島嶼寫作」序列之後誕生，出現了兩部超過100分鐘、比較深入探討香港作家的作品：陳耀成的《名字的玫瑰──董啓章地圖》（後稱《名字》）和陳榮照導演的《四人行》，兩部紀錄片都有在影院放映。如此說，2014也可以説是香港紀錄片豐收的一年。下文主要討論陳耀成的《名字》和他的前一套紀錄片《大同：康有爲在瑞典》（2011）。
《大同：康有爲在瑞典》
電影中的冒險
從2011年開始，陳耀成帶著近兩小時的《大同：康有爲在瑞典》（後稱《大同》）在美國和香港的各個大學放映。兩年前，當我走進香港城市大學的放映教室時，正在介紹影片的陳耀成突然停下來對觀衆說，「Louisa也是紀錄片導演！」我有些意外，猜想可能在香港拍攝歷史紀錄片的獨立導演真是寥若晨星。放映後我說很喜歡《大同》，他則高興地說剛剛買了我的《紅日風暴》。相比起《紅日風暴》，《大同》是一部非常冒險的電影。首先，《大同》沒有一個完整的事件可以跟蹤，若敘事組織不善，會讓人覺得情節停滯；其次，康有爲在瑞典的時代（1904-08）圖片都很少，莫論電影，因此製作中影像方面他臨很大困難；再次，作爲知識分子導演，陳耀成傾向於利用音樂、舞蹈、表演、旁白來組織電影，各種媒質之間的信息與縫隙，對於觀衆也是很大的挑戰。
陳耀成電影中很多藝術手段也相當冒險。第一重冒險，他所用的旋律性很強的配樂加上陳令智的演唱等，與訪談部分不論在聲音質感、還是在内容上都有很大反差，而這種差異在聲軌中形成很大的張力。第二，在紀錄片的大體形態下，陳耀成加入的搬演部分形式感十分強烈，與學者、當事人訪談的部分差距極大，這種差距在視覺上形成很大張力，觀衆在觀影時選擇認同就會很喜歡，如不認同就有機會不能入戲。比如《大同》中，廖啓智扮演康有爲、陳令智扮演他的二女兒康同璧，旁白由舞蹈演員江青讀出；江青在夕陽西下的海邊的獨舞，與劇情完全無關，卻是影片中某種詩意的延展。在《名字》中，除了主角董啓章在觀光巴士上無爲之表演，演出的部分還包括由禤天揚和楊怡孜演繹的雙人舞、以及扮演小説中的人物，還有陳令智的演唱、英文旁白和街頭漫步。影片中的這些演繹和學者們的總結好像是感性與理性的兩極，陳耀成在兩者閒插入作家們小説化的描述來粘貼。第三重冒險，是陳耀成影片中──不論是康有爲對於同性戀的論述，還是對董啓章《安卓珍尼》和《雙生》的演繹，他的「性別流動」觀甚至超越了關錦鵬，因爲他不必局限於傳統劇情片不能偏離太遠的價值模式。因此，從很多層面上來說，小成本製作給予陳耀成破解模式的自由，讓他在尋找自己的形式的過程中，展現了傳統劇情片所不能包容、承載的内容。
《大同：康有爲在瑞典》
流轉中的歷史
《大同》多次提到康有爲的跨洋旅行，但是除了海洋和輪船，兩位主要演員的舞臺卻局限在一塊投影幕布之前。在我的印象中，片中大洋的跨越變得可信，主要靠的是陳令智完美的雙語對白，以及她投向遠方的眼神。不誇張地說，陳令智的形象和聲音減低了陳耀成的電影風險，因爲她是最迷人的香港女演員之一，不僅中英雙語流利，聲綫悅耳，其外形也結合了古典與現代的氣質。她是《大同》中顛覆西人對於中國女性刻板印象的秀外慧中的女神，也是《名字》裏當戴著男式草帽、站在雪厰街街頭的沒有名字的女子，彷彿關錦鵬《胭脂扣》中梅艷芳扮演的如花，能夠瞬間穿越五十年的間隔。如果說《大同》中江青沙啞的聲音增添了追尋歷史時導演腳步的跌宕，那麽在《名字》之中，陳令智的旁白賦予影片的穩健和自信則與董啓章的安靜相得益彰。
導演用1967年的電影影像，配合董父的講述，在影片伊始就把我們帶入董啓章出生那年的歷史時空。這個「帶入」的具體手段，是把一輛老式巴士的頂座變成了舞臺。李歐梵、王德威對於香港文化和文學的綜述，與董啓章對於成長記憶、毛澤東時代和香港不同時期的影像，都由這輛巴士串聯，讓原本似乎零散和沉寂的歷史，變成了現代都市中流轉的歷史。董啓章記得小時候住在永盛街，全家在電視上看到1989年的天安門後移民，返港時已經是後殖民時代，他找不到永盛街。寫小説時，他父親說他們原來住的是永樂街，但是這條街也拆了。鏡頭對準董啓章的兒子時，孩子十分著迷巴士，希望以後能夠到英國去看巴士。父子倆坐在巴士上穿越香港的街道，也讓人聯想到香港人未來的流轉。三代人之間的關聯，在這些看來不經意的筆觸中表達、傳遞，這些都是思索後的安排。
《名字的玫瑰──董啓章地圖》
運動中的香港
日本女作家中島京子把董啓章稱爲香港的卡爾維諾，《名字》當中選擇朗讀的不少董啓章小説的片段也證明了這一點。應該承認，我們的確可以把董啓章的小説當成成年人的童話來讀，但是陳耀成的電影中所選用的歷史素材，展現的是香港各種真實發生過的運動：從1967年的學生運動與戒嚴，到文革中的天安門廣場，到1989年的學運，到皇后碼頭的抗爭，再到近一兩年内從維園集會、七一遊行、佔中開始等，從董出生不久經歷的第一枚催淚彈開始，到兩個月前的九二八催淚彈結束，展示的運動不斷的香港。把這些運動中香港的影像放在同一部影片中，給予董啓章的小説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一方面強調了他香港作家的本土身份，另一方面也給他的香港寓言以厚重的歷史與現實。
董啓章本人的作品曾經被改編成電影和舞臺劇，他似乎對於陳耀成電影中各種其他藝術形式與他的小説之間的互動也很有興趣。從一個紀錄片導演的角度，我們都知道作家唯一的動作就是寫作，而寫這個動作本身在電影之中很難拍得有趣，所以《名字》這部紀錄片本身，要靠永遠移動的巴士、在巴士上舞動的男女、以及歷史影像中人群的運動，讓關於香港的回憶和想象都流轉起來。如果董啓章的小説，讓我們記住了香港的名字，那麽陳耀成的電影則讓香港記住了歷史中的那些玫瑰。
* 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2015年1月20日，承蒙作者允許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