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滯的時間:德里克.賈曼與影像藝術

德里克.賈曼(Derek Jarman)生於1942年,英國電影導演、藝術家,早期從事繪畫和舞臺設計,後以影像創作為主。《塞巴斯蒂安》(Sebastiane,1976)是賈曼的第一部電影長片作品,其後的代表作包括《暴風雨》(The Tempest,1979)、《花園》(The Garden,1990)、《卡拉瓦喬》(Caravaggio,1986)和《藍》(Blue,1993)等。賈曼也進行短片創作,曾為「性手槍樂隊」(Sex Pistols)、「史密斯樂隊」(The Smiths)、「寵物店男孩樂隊」(Pet Shop Boys)和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等音樂人拍攝音樂錄影帶。他同時也是一名同性戀權利活動家,積極參與同性戀權利運動,這也是其藝術創作的重要主題之一。賈曼1994年因愛滋病辭世,享年52歲。

本文應「首屆賈曼獎倫敦藝術影像中國展映」而寫。

你對男孩說,
睜開你的眼睛。
他睜開眼睛,
看到了光明。
你卻讓他哭泣,說著:
「噢,藍色出現了。
噢,藍色升起來了。
噢,藍色盤旋而上。
噢,藍色已降臨。」
──《藍》(Blue,Derek Jarman,1993)

《藍》(Blue),德里克.賈曼(Derek Jarman),1993。Copyrights (c): UPLINK CO

這是《藍》影片最開始的一段文字。伴隨著鐘聲的餘韻,德里克.賈曼平靜而清澈的嗓音伴隨著綿長的笛聲附著在濃郁的藍色之上。作為賈曼生前的最後一部作品,《藍》以靜止的藍色畫面創造了對生命的凝視。這部作品的形式不由讓人聯想到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的藍色繪畫,二者都通過虛無主義的形式拓展藝術語言的無限性。而《藍》的可貴之處在於將無限轉變為現實的可能,通過虛無來呈現真實。這部作品記錄了賈曼罹患愛滋病後的生活狀況,在雙目逐漸失明的情況下,鏡頭語言已不再是電影敘事的必要條件。賈曼用詩歌、海浪、在咖啡館與友人的交談和獨白,在藍色的「幕布」前構建了一系列影像藝術的感官體驗。

「我想親手創作一部電影,將我所身處的另一個不同的世界作為情境,探討這一情境中整體過程的某些要點。」[1]賈曼用詩意的、記錄式的語言創造了一個觀者可體驗的情境,這種「沉浸式體驗」對影像藝術的發展影響至深。例如在是屆賈曼獎倫敦藝術影像展映中,本.里弗斯(Ben Rivers)的《物種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2008)就借鑒了這類「沉浸式體驗」的構建。在美術館展出時,藝術家還原了影片中出現的木屋,讓觀者在木屋內部觀看電子屏幕上的錄像。影片圍繞著獨居在英國因弗內斯郡偏遠森林中的老人S的世界展開:他的花園、創造的工具和建造的木屋。藝術家以一種近似人類學記錄的影像,結合訪談錄音及自述式語言,表現出老人S作為一名達爾文主義研究者對生活的感官體驗,同時指涉其對生命與未知的哲學思索。

《物種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本.里弗斯(Ben Rivers),2008

賈曼的影像藝術常常是一個存在主體矛盾性的綜合體,一方面他通過詩意的形式,影片《花園》(The Garden,1990)的一開始,晃動和碎片的鏡頭中,閃光燈、神像、荒野等片斷穿插著伏案而眠的賈曼特寫,還有晾衣繩下的孩童,暗示著童年與夢境。海水在陽光照射下閃爍流溢,賈曼輾轉反側於一張白色的床上,床下潮水湧動,五個裸露上身、手舉煙火的人圍繞在床邊。此外,暴力與血腥的鏡頭也不斷地出現在影片中:施暴者羞辱鞭撻一對同性戀者,手持攝影機的恐怖分子追趕著聖母。十二名婦人坐在長桌邊撫拭酒杯邊緣,耶穌以女性身份緩緩出現。儀式的美與暴力淋漓盡致地交融在光影中。詩意與沖擊之間的不和諧,使觀者能夠在虛擬與現實之間往返,以打破慣常敘事的方式來增強世俗世界的物質真實性,這也同樣關乎暴力。

賈曼經常使用「時空錯位」的方式來營造不適感與現實性。在吉姆.艾利斯(Jim Ellis)的研究中,賈曼選取宗教和權威文化符號重塑歷史,其超現實的電影風格與當時英國傳統學院派的社會現實主義風格截然相反。[2]賈曼的《暴風雨》(The Tempest,1979)和《愛德華二世》(Edward II,1991)重新演繹了莎士比亞的這兩部經典戲劇,賦予了英國經典文學超現實的色彩。不只是莎士比亞,伊麗莎白女王所代表的英國傳統也被賈曼解構。在影片《慶典》(Jubilee,1977)中,伊麗莎白女王來到20世紀70年代的倫敦,借用人物的錯位,通過植入保守的文化符號來凸顯當時朋克運動的反叛與先鋒精神。此類時間誤植同樣體現在是屆賈曼獎展映的另一部影片中:絲娜.席迪拉(Zineb Sedira)的《海中央》(Middle Sea, 2008)將地中海作為歐洲航海文明的象徵,通過白描式的鏡頭消除了地中海的時間感,你無法判斷這片海域確切的地理位置和時間,它既是海岸又是海中央;也許是過去,亦可能是未來,歷史與現實空間在這里相互碰撞。藝術家將地中海暗喻為連接現實與烏托邦的模糊地帶,危險、殘暴、莊嚴而不受控制。地中海的無限廣闊和船上人類的流放感交織,孤獨者的影像浮現在海浪的起落中。

《暴風雨》(The Tempest),德里克.賈曼(Derek Jarman),1979

影片《卡拉瓦喬》(Caravaggio,1986)同樣將這位傳奇畫家的故事設置在現代生活的場景中。不過更為重要的是,賈曼通過借鑒卡拉瓦喬油畫作品中的構圖來營造一種儀式感,尤其體現在卡拉瓦喬之死的場景中:已死去的卡拉瓦喬身穿黑色西服而眠,緊閉的雙眼蓋著兩枚金幣。賈曼大量使用油畫構圖和靜態畫面,強調形式與造型。時空交錯與儀式感共同渲染出一種「停滯的時間」(Dead Time)[3],蒂莫西.穆雷(Timothy Murray)提出這觀點,他認為:賈曼正是通過將歷史和假想的場景並置,來創造一個混合的、模糊的情景,目的是使古老的神話具有現實真實性。可以說,影像的儀式感是為了創造一個模糊但可供想像的時空。類似地,安德烈.塔克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鄉愁》(Nostalgia,1983)用迷霧一般的詩意鏡頭呈現了主人公在不知名的意大利小鎮對故土俄羅斯的懷念:冷冽而蕭瑟的景象中主人公手護燭火靜靜走在石板路上。而在西奧.安哲羅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的《霧中風景》(Landscape in the Mist,1988)與安德烈.茲維亞金采夫(Andrey Zvyagintsev)的《回歸》(The Return,2003)中,影片最後都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靜謐、迷霧繚繞的湖面和獨自駛向未知島嶼的小船。這種沉痛的儀式感與神秘主義的象徵也出現在了展映影片約翰.亞康法(John Akomfrah)的《迷霧的呼喚》重映版(The Call of MistRedux,2012)中:一座荒涼而沈寂的蘇格蘭島,昏暗的色調和靜止的湖面與山丘,從家庭與離散引向對死亡、回憶和殖民的思考。

賈曼作品的詩意表達也經常包含著對社會公共議題的強烈指涉,他本人也是一位積極的社會參與者,特別是在同志平權的問題上。賈曼長期的影像藝術實踐激進批判的個體實踐相互交織,例如影片《花園》中就出現了大量同志抗爭運動的畫面。他的首部長片《塞巴斯蒂安》(Sebastiane,1976)的同名主人公作為一名同性戀者,其對信仰的獻身精神被呈現為因同性戀身份而遭受的迫害。賈曼以裸露、同性之愛的場景向基督教對同性戀者的不公與迫害發起挑戰。

《花園》(The Garden),德里克.賈曼(Derek Jarman),1990。Copyrights (c): UPLINK CO

影像藝術發展至今所探討的絕不單是鏡頭、技法,更多的是影像的哲學意義與表達。影像創作者試圖通過反線性敘事、個人化的、儀式感的表達,創造一種觀者可靠近的藝術敘述方式。技術的革新亦使得錄像藝術、實驗電影和多媒體藝術等多種類型的影像藝術不斷湧現。自20世紀60年代始,錄像藝術、實驗電影出現並成為視覺藝術的重要分支,安迪.沃霍、居伊.德波等人所代表的一大批波普藝術、國際情境主義與激浪派都致力於將影像從傳統的物質形式與敘事中解放出來。[4]但是,在影像藝術的創作中,技術和方式的創新只應作為工具性的實驗,而真正的實驗性則意味著去模糊影像藝術類型化的分野、消弭敘事方式的同質化,最終呈現出藝術作品的自我敘述。影像藝術的實驗性體現在哪里,未來又將走向何處?也許在這篇對賈曼創作的粗淺回望中,我們能夠獲得些許啟示。

本文以早年與賈曼合作頗多的英國知名演員蒂爾達.斯文頓談賈曼的創作精神的一段發言作結:

少一些閑聊,多一些行動;少一些財政報告,多一些電影;少一些停頓,多一些過程;少一些順從,多一些尊嚴;少一些金錢;多一些工作;少一些規則,多一些實例;少一些依賴,多一些愛。[5]

20150505 - 陳立 - 德里克.賈曼_p8《慶典》(Jubilee),德里克.賈曼(Derek Jarman),1977

 

 註釋︰

[1] 摘自紀錄片《德里克》(Derek,2008)。由倫敦電影四頻道(Film London, Channel 4)和紐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 NY )共同制作,收錄了賈曼的訪談素材,並特別記錄了賈曼的後期電影創作。

[2] 吉姆.艾利斯(Ellis, J., 2009),《德里克.賈曼的〈天使的對話〉》(Derek Jarman’s Angelic Conversations),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第九頁。

[3] 蒂莫西.穆雷(Murray, T., 1993),《如電影一般:屏幕、攝影和畫布中的意識形態想象》(Like a film: ideological fantasy on screen, camera, and canvas),倫敦與紐約:勞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 Press),第122頁。

[4] 皮特.韋伯(Weibel, P., 2003),〈擴展的電影、錄像和虛擬環境〉(Expanded cinema, video and virtual environments),《未來的電影:電影之後的電影想像》(Future Cinema: The Cinematic Imaginary after Film),劍橋:麻省理工出版社(Cambridge: MIT Press),第110頁。

[5] 摘自演講〈蒂爾達.斯文頓:本著德里克.賈曼的精神〉(Tilda Swinton: In the Spirit of Derek Jarman),2002年8月17日於愛丁堡國際電影節的主題發言。

 

* 原文刊於「藝述英國」(UK Now),承蒙英國文化協會和和作者陳立允許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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