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譯(之可能與不可能):萬瑪才旦、陳耀成對談

2014年香港亞洲電影節為藏族導演萬瑪才旦舉辦了一連串交流活動。其中,10月31日晚上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劇院舉行的「聚焦西藏——萬瑪才旦藏族文化與電影」活動,邀請到萬瑪才旦跟剛發表新作《名字的玫瑰——董啟章地圖》的香港旅美導演陳耀成對談,分享各自在跨文化及跨媒體狀態下的創作經驗。

萬瑪才旦《靜靜的嘛呢石》劇照

《靜靜的嘛呢石》︰藏語與電檢

《靜靜的嘛呢石》(2005)是萬瑪才旦的處女作,亦是中國第一部用藏語拍成的劇情長片,電影由導演在北京電影學院的畢業短篇作品改編而成,並於2005年榮獲第2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靜靜的嘛呢石》的故事發生在藏曆新年前後,十歲的小喇嘛忙於在小活佛家幫忙,大年初一回家,看著《西遊記》VCD,帶著孫悟空面具過年;老一輩的老喇嘛修行十年,只為完成他的拉薩朝聖夢;當地唯一的刻嘛呢石老人,以此生的辛苦和磨煉求得來世的幸福。

由於《靜靜的嘛呢石》是中國第一部用藏語拍成的劇情長片,在交付影檢前,萬瑪才旦曾擔心藏語對白不能通過。萬導說,漢語和藏語混用,以及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是藏區的一個現實問題。翻譯充滿在當下藏族人的生活當中,正如《靜靜的嘛呢石》裡便有小孩為小喇嘛翻譯書本的片段。

萬導表示,在拍畢業短篇《草原》的時候,侷限較少,亦曾因為藏語對白而感自豪。但到了《靜靜的嘛呢石》的審查階段,官方要求所有非漢語的部分都要作漢語配音,該片的投資者亦勸諭萬導作配音。但萬導堅持闖關,推說缺乏資金,結果電檢允許通過。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高山上的世界杯》劇照

電視機 ︰對藏佛文化區的衝擊

在字和詞的翻譯以外,文化和符號的翻譯亦是這次對談的重點。席間,陳導提及不丹藏傳佛教喇嘛導演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Khyentse Norbu)的《高山上的世界杯》(1999),希望與萬導的電影作跨文本閱讀。《高山上的世界杯》講述兩個流亡藏人沙彌希望得到一台電視機來觀看1998年世界杯決賽的故事。無獨有偶,兩部電影均涉及喇嘛看電視的情節,亦間接觸及全球化媒體科技對藏佛文化區年輕一代的衝擊。

萬導說,《靜靜的嘛呢石》與《高山上的世界杯》,均有意無意地挪用相同的符號——電視機。萬導解釋,相對於收音機等裝置,電視機是一個特別明顯的符號。藏區的現實是,大家為了看電視,不惜走一兩個小時的路,或者整村人跑去唯一有電視的一家去看。電視機遂成為了生活在藏區裡的人的回憶。

跟電視機扣連的符號是《西遊記》。他是八十年代的一個電視劇,在藏區很有代表性。現在許多藏區的茶館還是常常在放,人們還是看得津津有味。故此,電視作為媒介,西遊記作為內容,在藏區是具有代表性的。

伊朗導演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

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的啟發

陳耀成亦注意到,萬導的文化背景和拍攝狀態跟著名伊朗導演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不無相通之處。萬導憶述,2002年到達北京電影學院前,沒有看過太多國外的作品,僅僅看了幾部經典作品而已。到了學院,受到導師的氛陶,開始系統的涉獵電影史裡的經典。於2003年,萬導機緣巧合地看到阿巴斯等一眾伊朗導演的電影,受到很大激發。

萬導解釋,他所了解的中國電影審查和製片模式,至二千年代還是處於摸索階段,這對藏區而言尤甚。雖然藏區電影與伊朗電影無論在宗教、製作規模及文化背景上在在不同,但於生存狀態、街道、村莊等地理精神面貌上,又確實有值得借鑑之處。萬導尤其佩服,阿巴斯等導演面對伊朗的審查制度,開闢了一套規避和闖關的方法。如何在形式或內容上迴避審查,讓相對敏感的東西能夠被通過,對萬導而言是看阿巴斯的最大啟發。

創作及外部侷限,某程度而言是所有導演必須面對的命題。萬導就談到,每個劇本的生命都不一樣;在劇本創作階段,已經要為審查、宗教以至製片模式等問題煩惱。例如,整個西藏,包括導演家鄉青海,根本沒有製片場,亦鮮有職業演員。故此,導演在劇本寫作階段,已經需要想像個別情節能否實現的問題。

萬瑪才旦《尋找智美更登》劇照

不可翻譯性

席間,主持人向兩位導演提出「不可翻譯性」(the phenomenon of non-translation)的問題:兩位導演對電影裡難以翻譯,甚至故意拒絕翻譯的部分,有什麼看法?

除了要表現演講初提及的翻譯現象,萬導說,他認為必須讓任務用自己的語言去說話和思考,這樣才能體現他們的生活和一些基本的東西。另外,他認為從文本的角度來講,現在翻譯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主要是因為現在藏語比以前更普及。因為很多藏語的詞彙對漢語使用者已經很普及了,翻譯這些詞彙時只用音譯讀者也能明白,藏耙一詞就是很好的例子。

萬導亦會親自為電影配字幕,他認為漢語字幕能傳達90%以上的意思。比起字詞翻譯來得重要的是通過畫面表達整體的氛圍。萬導希望,觀眾能夠通過畫面本身感受到電影的意思;由此,語言內涵的信息就容易傳達。

陳導亦認為,在創作過程中,創作者不可能完全清晰自己在做什麼(one is not totally transparent to oneself)。創作必然包括無法用語言解釋的盲點。因此,他認為每一部作品,必然有不可翻譯或被傳釋的部分,無論是語言上、文化上抑或情感上。正如陳導引用希治閣的話:「你不能居於一個每個房間盡放光明的房子,你需要那些黑暗的房間、黑暗的角落;我認為人的腦袋也是這樣運作的。」

陳耀成《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劇照

民族、世界與導演身分

作為旅居美國,具城市觸覺的導演,陳耀成進一步指出,「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跟翻譯息息相關。所謂的「世界主義」,無非是關乎城市文化經驗的挪移和傳承。陳導更以他的紀錄片《大同:康有為在瑞典》(2011)為例,指出跨文化翻譯的重要性。作為現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公共知識份子(陳耀成語)的康有為,畢生探究和實踐文化翻譯,希望將中國帶出它當時所陷的困局之中。

最後,當被問及自己會如何看待「藏族中國導演」這身分時,萬導坦言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他表示,很多藏族作家(如阿來)都不希望有這樣一個標籤,因這身分或多或少會造成負累。對比起以民族或國族身分作標籤,萬導更希望別人單純稱呼他為作家或導演,儘量撇除侷限性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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