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命」香港:范可樂「文化域外:當下香港電影的跨地政治」席後

2014年8月31日,人大頒布其《關於普選問題》決定,昭示著「一國兩制」、「民主回歸」壽終正寢。9月1日,法工委張榮順發表「美玉論」、李飛於政府總部記者會只容許普通話提問、學民思潮成員被押離君悅酒店、行為藝術家歐陽東裸身示威,被無理拘捕……連串事情,恰恰說明,由兩制重歸一國的過程,將何其短促而驟烈。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曾經說過:「一國兩制是個沒有終點的旅程(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a journey without a destination)」,當極權撕破其糖衣外殼,這個不曾存在的終點可能只是:沒有最壞,只有更壞。今天的港人,比以往都更接近這碩大無朋的北方極權,它的赤裸,同時亦造就了港人的赤裸。

如果說,我們亟需一套後回歸政治論述,那麼在近年文化和電影的討論中,我們同樣亟待一套可以處理後回歸香港種種政治動能、文化鬱悶、解殖想像的論述。開學伊始,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就邀請了倫敦國王學院電影研究系助理教授范可樂博士到香港作題為「文化域外:當下香港電影的跨地政治」(Cultural Extraterritoriality: Intra-Region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HK Cinema)的講課。范博士開宗明義,「文化域外」雖然與殖民歷史糾結甚深,但他從文化入手,重新勘探「域外」一詞在香港的流變,無非是想處理傳統後殖民電影(post-colonial cinema)論述所未能處理的,包括被一國兩制框架淹沒的混雜文化,以及殖根香港的域外意識。

「文化域外」的壽終與豐收    

近年不少電影研究學者都嘗試為後九七香港電影冠名,並循此尋覓「合拍片vs. 港產片」以外的論述空間。無論是學者普遍通用的後殖民電影(post-colonial cinema)、朗天循巴迪歐(Alain Badiou)的主體論、李佩然提出的後懷舊電影(post-nostalgic cinema)、抑或司徒薇的特區新浪潮(SAR New Wave),都旨在走出二元的身分論述、處理香港電影中交疊的殖民性、中港想像和其中不對等的權力分佈。

有人說,2013年是香港電影的豐收之年;亦有人說,2013年香港電影呈現的臨終想像,從未如此強烈。這亦是范可樂「文化域外」一詞的雙重隱喻:香港電影既是消化港人政治情感、自我意識和文化想像的場域,同時亦是一個內於大陸市場的生產空間(亦即CEPA合拍作為國內片和外語片之間的「域外」);在文化層面,香港電影或許可以是自足的空間;但當我們仔細閱讀香港電影的演化、生成、及種種制肘,則不難發現,它一直都是內於「中/港」、「南/北」、「邦/國」等文化矩陣的存在。至此,我們可以釐清「域外」一詞的歧異。「域外」從殖民史上實名的法律用語(如:十五六世紀羅馬教廷對美洲頒布的域外法權、或清末的會審權制度),漸次過渡為一個虛擬的、可供挪用的想像詞彙。(如:「一國兩制」中社會主義之於資本主義的虛妄、或香港當下對於「城邦」的文化想像。)

朗天主體性論香港電影與李佩然的後懷舊專書

意識形態的縫合

2003年CEPA出台後的中港合拍片,亦可以循「域外」一詞解讀。講課期間,范氏援引近年一系列合拍片,如《投名狀》(2007)、《赤壁》(2008)、《十月圍城》(2009)及《毒戰》(2013),以闡明合拍片的成敗與中港台三地意識形態的關係。對於一些電影學者而言,合拍片的票房,某程度反映該片能否成功捕捉指定地區流動中的政治情感。《十月圍城》在香港被認為忠於香港本土和國族歷史的互動關係,大陸的觀眾則普遍認為,該片說教味過濃。《十月圍城》在大陸票房失利,恰恰說明,即使後社會主義中國及後回歸香港或明或暗都奉行新自由主義,兩地在政治意識上還存在明顯的斷裂。

縱然我們能夠從合拍片的成功/失敗去閱讀其「意識縫合」(ideological suture)的過程,范氏卻不忘指出,失敗有時候比所謂成功更有意義。近年不少合拍片鎩羽而歸,以至中港台三地的深層文化差異,在在告訴我們通過「意識縫合」達致單一政治主體的虛幻。

《十月圍城》的「意識縫合」

「裸命」香港,「裸命」中國

一個失去意識形態、代議政制和互信基礎作中介的社會,只會將人與國家推向相悖的位置;國家漸次依賴國家機器(及其赤裸裸的暴力)維持威信,個人亦只能裸身於政治場域之中,妥協、或抵抗。這無疑是范可樂在講課後段援引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裸命」(bare life)一詞的含意。對范可樂而言,「裸命」可謂總結了《毒戰》一戲Timmy(即蔡添明,古天樂飾)的身分。正如范氏所言:

Timmy並不是以人類的型態被表現出來,他在戲中並不追求自己的慾望。反之,他受自己的求生本能驅使。他是拉康所講的「本能生物」(drive creature),一種已逝的生物,一種不受制於慾望或律法,只隨法律邊陲種種歡愉或苦厄、道義或不文而浪蕩的存在。

外於國家律法而同時內於國家操控,Timmy的「裸」,斷不是家國之外的自由,更不是回歸原初的存在。從被發現製毒,答應出賣同伴開始,Timmy即為「裸命」:他同時被排拒法律之外(律法只能治其於死,但被判死刑與否,則視乎他能否「成功」出賣同伴),終究又受國家主權制約(他能否「出賣」同伴,將視乎「國家」願不願意與之交易)。如果我們真要拿《毒戰》作寓言式解讀,《毒戰》戲中交疊糾結的政治角力,互有指涉,無非是四種地緣時間性的變奏︰禁毒隊長張雷作為國家極權的延伸、聾人製毒工人代表被壓抑的階層、港漂毒梟代表過時的大香港精神、Timmy代表身陷國家及其利益網絡的「活死人」。根據范氏在講課中所畫的人物關係圖,張雷與Timmy本身是處於「法vs. 無法」、「人性vs. 動物性」的對立面上。可是,當張雷為了緝拿更多毒梟歸案,不惜打破自己所捍衛的律法,張雷與Timmy已經同時置身無法/動物性的邏輯之中。「你要想活,我陪你;你想死,我也陪你」,張雷對Timmy的最後通牒,其實也同時將兩人並置為「裸命」。

阿甘本與Homo Sacer

《毒戰》的「域外語言」

作為杜琪峰第一套合拍黑幫片,《毒戰》不失為近年電影研究的一個好範本。從《黑社會2:以和為貴》的「輪胎能」式普通話到《毒戰》含混的廣東話,我們不難以「域外」和「裸命」等概念重新梳理杜琪峰的語言政治。若《黑社會2》中Jimmy仔的普通話是謀求中港同化的反諷,那麼到了《毒戰》一戲,Timmy的廣東話毋寧是極權底下能夠短暫保鮮的「域外語言」。「域外」之於官方,廣府之於官腔,「域外語言」無非是,你的語言,我們都能明白,但我們不能亦不會講。當Timmy在《毒戰》一戲中被判死刑,他的喃喃自語,他的黑道販毒消息,已經失去「域外語言」等價交易的功用。當語言(logos)淪為雜音(phonē),當「域外」的時效燃燒殆盡,我們看到的,彷彿是「裸命」將臨的命途:一切交易邏輯分崩離析,「裸命」只能直視國家治權(state sovereignty)。

但我們都知道,「只有太陽和死亡是不能直視的」,法國作家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的諺語,似乎亦點出《毒戰》的困頓,以至范可樂「文化域外」講課尚待解答的問題。猶記得,在《毒戰》中段,Timmy與他的聾啞同工在緝毒隊的監視下,焚燒人民幣,以奠爆炸中喪生的同工。明眼的觀眾自然知道,即使火燒人民幣如何具象徵意義,亦只能焚燒人民大會堂的那一面。筆者以為,這一幕的重點,並不止於范可樂所言,是Timmy經功利計算的「良心演出」。問題是,即使焚燒人民幣如何具顛覆意義,讓Timmy及他的同工短暫地置身國家交易之外的邏輯,涉事的人卻又無可避免地,在任何顛覆舉動的瞬間,被國家治權重新納入:於此,螢幕裡緝毒隊的監視與螢幕外電檢局的審查指涉著同一個權力中心的兩種面貌。

《毒戰》中的裸命

范氏以阿甘本的辭彙把《毒戰》重寫一次,彷彿不過是修辭換置,但事實上,他所沒有說出來的,其實是把《毒戰》放置在一種有別於寓言式解讀的「裸命」解讀中︰Timmy這個自然生命只得極力要去生存一途,但他在張雷的監視下就像是主權(sovereignty)的臨時法,把他排除式的納入法中,成為裸命。而主權的正當性,正正是在於棄置這所生產出來的裸命。如此,Timmy作為裸命在法的監視下,就像香港(杜琪峰)電影在CEPA的審查下,也像香港這個政體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中,通通都成為排除式納入法中的例外狀態,而主權的正當性,就必須棄置或禁止這種裸命,也因此,Timmy最後被判死刑(電影以頗長的篇幅交代)、合拍片被審查制度改得體無完膚、香港政制在一國的主權下被搞得遍體鱗傷,也就能在阿甘本的裸命中,看見其一脈相承。

而他所沒有繼續說下的,就不只是關乎電影,而是關乎政治倫理的問題。到底當我們遇到那神聖不可侵犯的法時,該如何拆解它,才能打造真正的自由呢?這大概就是能從《毒戰》裸命式解讀帶出的真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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