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放題》:性愛狂歡症候群

由劇作家三浦大輔自我改編並執導,以性愛俱樂部為主題的電影《愛的放題》,7月24日終於在香港上映。預告片中字字珠機告訴觀眾,晚上12時至早上5時,禁室內人人正面全裸。然而,電影當然遠不志在賣肉,而是直面「性愛」二字。身體的赤裸從來不算什麼,人性的赤裸雖然刺中觀眾的心,但最令筆者驚喜的,大抵是導演將性愛派對狂歡化(carnivalization)的處理,希望將之進行到底的決心。當然,平心而論,有決心並不代表能做到,狂歡效應之後,主角們還是走回了保守之路。與其說電影體現了「人性黑暗面」或自我的「真假之辯」,不如說,片中片外的大家,充其量不過是突然患上「性愛狂歡症候群」,與片中主角一樣,觀眾走出電影院後就「重新做人」,成為電影中最深刻的諷刺。

 

狂歡派對的加冕與脫冕──「性」文化的轉型契機

狂歡節不是一個為人們觀看的場景;人們在其中生活,人人參與,因為狂歡節的觀念包容了全體大眾。狂歡節進行時,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生活。狂歡節之中的生活只從屬於它自己的法律,即它自己的自由的法則。它具有一種世界精神,它是整個世界的一個特別的狀態,這是一個世界復興與再生的境界,是人人參與的境界。[1]

《愛的放題》故事內容是一場群交派對裏發生的事,只要付款入場,便「任食唔嬲」。電影如何處理這場放題呢?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對「時間」的把握非常重要。當主辦人宣佈各種規則,指出12時起至凌晨5時之內隨意交媾,放題便展開。在這裏,不禁令人聯想起狂歡節(carnival,又稱嘉年華)的情形。狂歡化作為巴赫丁(Mikhail Bakhtin)文化理論中重要的一環,在展示文化轉型過程有重要的啟示。[2] 在特定時節的狂歡世界裏,角色扮演與加冕、脫晃是非常重要的節目,人們透過隨意親暱,並對對方任意調笑,以調侃官方規則。在這裏,一切都有可能發生,並且隨時有轉變的可能。這種持續的未完成性,成為扭轉現有文化的契機。

電影中不厭其煩地指示時間,以表示這場性愛狂歡的開始和進行過程,而這場性愛狂歡節明顯有參與者自行生成的親暱規則。相對於現存的對「性愛」的固有想像及規條中,這場「愛的放題」的確是一次反抗。群交派對講求直接而且隨便的性愛,開放男女的下體,隨意親暱。由於性交是主題,肉體的低下部位被提昇到最這的位置,在這裏,人與人的交往取決於下體而非代表精英文化的「肉體上部」,一切卑賤成為高尚。在這個「卑賤化」過程中,八位參與放題者都盡情地感受到肉體慾望,並在日常生活以外找尋到重樹自我的契機。於是,當瀧藤賢一所扮演的上班族再次問及各人的工作、身份時,才會引來其他人的反感,使「老手」說出「來這裏的人都只是想性交吧?如果在這裏不談性而談其他,才是真正的有問題」的話。在這段性愛狂歡的時間內,一切嚴肅聖潔的身份(如幼稚園老師、女子大學生等)都被加冕又隨即脫冕,在性愛的玩笑中精英文化被消除。

片中的多次加插了性用品的近鏡鏡頭,首先是店主介紹安全套的正確用法時,以近鏡側拍他的下體部位,重複兩次展演「如何安全地脫下安全套」;另外,便是在店中打工的窪塚洋介漫不經心地把一盤性玩具放在房間桌上時,以近鏡拍攝,並將性玩具置於畫面前景。透過這些近鏡鏡頭,成功將下體部位的展演正常化。當然,更不必言及大量的裸體鏡頭了。而這一切都使代表大眾文化的「性愛」繼續發展,男女主角不斷轉換性伴以及不同的性交方式,以持續消解現實中推崇的精英文化。由是觀之,則這場放題作為一種民間文化,對主流性道德的抵抗意味是非常明顯的,而文化轉型的契機亦在此出現。

「其實我們都咸濕」──言語與凝視

歸根究底,狂歡節的語言是歡樂笑謔,充滿幽默感的大眾語言,是大眾文化的化身,與精英文化與官方文化的嚴肅,莊重,崇高,典雅,保守,僵化,封閉的特徵針鋒相對,涇渭分明。[3]

在這段狂歡時間裡,性交的場面不算佔去太多篇幅,反而眾人對話互動的戲份更重。電影中的眾人從生澀的對話開始漸入佳景,緣於自由業者新井浩文的一笑。「笑」是狂歡節中最重要的語言,而當言語作為一種表現民間文化的方式時,「笑」便變得非常重要。新井的笑是因為放題開始時各位認真非常,他選擇了以笑作為親暱的方式,於是很快便與女性到樓下開始交媾。直至幼稚園老師說出咸濕笑話,眾人隨意親暱的狀態便更為外露,衍生出後來大聲言論美麗OL下體氣味、取笑肥胖處男的笑謔。(但後來當「笑」演化成衝突,又可進展至另一層次的討論,下節將談及。)

與此同時,群交老手不斷地觀摩其他對象性交,這種凝視為電影帶來意想不到的果效。由於狂歡節的規則是隨着人們的意向而變動的,凝視在這裏就有了別的意義,群交老手的「怪僻」被狂歡所包容。沒有人介意她的凝視,反而不凝視者才顯得怪異。我們言說及觀看,因為我們都咸濕,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官方的抑制而就此停止。電影中的群交場面以迴旋式高空拍攝,觀眾理所當然成為凝視者的一份子,擔當了群交派對老手的位置,由是,觀眾也被邀請進入電影的狂歡世界中,來回地觀看這群交世界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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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定型 vs 性定型──開放出發,保守到達

然而,這場性愛狂歡是否徹底?答案是「不」。筆者在文首運用了「症候群」(syndrome)來形容這場「放題」。這個醫學名詞所指的是某些質病相關聯的器官所引起的一系列症狀,後來漸漸衍生出「一些人因為相互影響而走向同一意向」的一層意思。狂歡化本來是一種貼近瘋狂的狀態,我何以又畫蛇添足地加上「症候群」三字?完全是基於這場狂歡並不徹底,「性開放」只是相互影響而致,總有一天會被治癒。

基於對「性愛」的渴求,電影中的男女參與性愛放題,然而,放題內部的法則卻再次體現了異性戀霸權之下的性愛定型。這場群交派對的「官方」規則,並沒有限定交合必須以「一男一女」進行,而是隨意交合,但綜觀整場派對「隨意親暱」的情況,往往也只能是一男vs一女,時至中段,甚至再次出現大量性別定型的對話。派對打着「性解放」的旗號進行,但偏偏因此,「性能力」(libido)成為唯一準則。以胖子為例,由於不擅性交而被嘲笑,最終因為使「老手」高潮而得到眾人的稱讚。

而狂歡過後,時間一到,只要離開派對房間,所有參與者便重新做回一個好人。電影的結局再次証明了狂歡的不徹底。女大學生離開後致電無業男,在外見面竟是為了要求他刪除自己的電話號碼,一句「昨晚那個並不是真正的我」,把一切都抹去。開放出發,保守到達,如同離開戲院的觀眾一樣,重新做人。

註釋

1. Mikhail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7.

2. 巴赫丁推祟一切由下而上的民間文化(folk culture),以對抗官方的規條,而「狂歡節」便是他用以表示大眾文化力量的特定空間。狂歡節有自己的規則,不必再跟從官方的統一的規條行事,是一個充滿未完成性的文化空間。

3.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頁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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