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此後為《1966》）與側面講述大饑荒時代的《星火》、反應八九流亡人士的《亡命》同被放在獨立電影節「叛逆中國」的單元，別有一番深意。同樣充滿激情與理想，《星火》和《亡命》中呈現的是一群與體制對抗的年輕人，而《1966》反映的則是在體制中成長、甚至某程度被體制內化的年輕人。這是一種不含褒貶的評價，因為人的成長環境與教育背景勢必影響其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如何與一個抒情時代相處，如何自我表達與理解他人的表達，同樣會大相徑庭。這種角度反而有利於觀影者真實地理解人性與理解自我。畢竟，以後來者的視角評判歷史是不公正的。不身處其中，層次豐富的歷史脈絡將被簡化為是非黑白的判斷，被過度苛責的不僅是當事人，也包括人性。
《1966》拍攝於1993，由於技術簡陋、設備落後，翻譯多有出入，畫面不甚清晰，不少講述者的聲音也模糊不可聞，但這並未影響這部紀錄片的價值。有時候，記錄本身比表達更重要。二十六年過去，當年的受訪者如何看待自己的青年時代，和自己二十六年前的認識，成為一個有趣而值得深思的角度。隔著時間的紗布，許多遙遠的記憶反而被淘煉得更精確：什麼留在自己的生命里，什麼被反覆地檢視，什麼在不斷強化。又二十一年過去，片中多半人已與導演失去聯繫，新的比對無從著手；但我們仍可觀察自己的認識變化，並思考其淵源。
與朋友討論這部紀錄片時，我數次提到「狼奶」一詞。社會主義中國長大的青年人，不可能不被從小灌輸的意識形態、語言、邏輯影響。影後有曾滿懷紅衛兵激情也曾因八九受迫害的民運人士表達感想，其慷慨激昂的用詞與邏輯不自洽之處，放佛成了影片的補充。我意識到螢幕上與螢幕下，狼奶從未吐盡，它深植人的骨髓血脈。然而我又厭惡自己的苛責與敏感，膽怯、挑剔、什麼也不曾經歷的我，實在是無資格對這些實踐過、反思過、勇敢過的人過分挑揀。未曾經歷的人不足以言說，因為不身在其時，未知自己能否抵抗這些裹挾理想、情懷、激情而來的罪惡；不身處其位，未知自己有沒有足夠的反思能力，穿越二十多年的時間，能夠清醒認知被自己的成長經驗過度詮釋的那個異化時代。
影片裡，我們當然欣賞田壯壯、徐友漁的反思力，但無可否認，另幾位我已記不得名字的講述者，感受同樣真實、自然。一位講述者提及當年與毛澤東和江青合照的激動，讓我想起幾年前偶然認識的一位大學生，因溫家寶當年參觀過她們學校，滔滔不絕地向我講述種種細節，從校長與這位前總理的淵源、到溫參觀過哪些校舍它們各是什麼形態、學生們如何遠遠欣賞溫及其保鏢的風姿。幾年前我並未感到任何不適，準確的說，是饒有興致地聽她講述這段幾月前的經歷。然而今天再回想，這與習近平吃過的包子鋪成為熱門景點、上訪新據點，親民秀被炮製成神曲和肉麻段子何其相似。徐友漁講到自己當年作為紅衛兵，從成都踏上北京土地的一瞬間有種神聖感，甚至在觀看《末代皇帝》不自覺回想當年紅色狂潮中的自己而淚下；我想到的是自己第一次參加「迷笛音樂節」，看到上海三甲口空曠的草地、漫無邊際的彩色帳篷時，那種不真實的興奮感。
我們無力指責，因為我們無從指責。每一個「我」，都有自己的紅衛兵時代，如果我們將紅衛兵時代理解為被狼奶哺育的我們，釋放激情的出口。正因為《1966》中每一個人的選擇與認識都是可理解的，所以我們越發不應理解。「不應理解」並不針對過去與他者，而針對當下的自己。我們不應過度理解與闡發自己被綁架的邏輯和表達方式，不應過度體諒自己在良知與利益間的尷尬。因為，體制之惡，最終是由每一個個體完成的。沒有持續地自我反思與警醒，我們只是在以另一種方式體驗「我」的紅衛兵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