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城漫遊指南──《星火》中的殘暴與勇敢

謊言說得太多就會變成「真相」,一如今天的中國:「當下」已經充斥謊言與奇聞,沒過去太久的歷史更被塗抹得面目全非。在宣傳機器的轟炸下保持清醒獨立的思考,在國家暴力的威嚇中堅持自由的表達,在這個冷漠而健忘的世界裡,努力留存一點被湮滅的聲音,是如此地艱難。而這,正是紀錄片《星火》中的年輕學生與紀錄片以外的當事人,令人敬佩不已的地方。

很多人知道《星火》是由於林昭。1968年,因被冠上反革命罪名,年僅36歲的林昭在上海被槍決,身故後公安人員向林昭母親收取五分錢子彈費,令其精神失常。林昭在獄中數年,受盡殘酷的折磨,反而拒絕妥協,以呼口號、蔑視法庭來表達抗議,更刺破手指與胳臂,留下十四萬字的血書。

然而中國並不止一個林昭。林昭首次入獄,是因為牽涉地下刊物《星火》。這份刊物由蘭州大學的右派學生所辦,第二期尚未付梓,學生與同情學生的農民就已被捕。「星火案」牽涉200多人,十餘人被判十年以上重刑,寫下數篇犀利文章的張春元、同情學生的縣委書記杜映華、遙寄兩篇詩稿的林昭更被槍決。

「我們犯下了什麼罪過?殺人?放火?黑夜裡強搶?什麼都不是——只有一樁,我們把自由釋成空氣和食糧。」林昭計劃發表於第二期《星火》的〈海鷗之歌〉,已經剖白了這群學生的心跡。

學生們並非天真的以為1960年代的中國尚存法制與自由。每個人都清楚,且不論油印刊物,傳閱已足夠危險。但是滿目慘況,讓他們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為了驚人的畝產數字,為了虛妄的政績,政府用有形的暴力虐打不配合的人民,用無形的暴力剝削貧苦堅韌的百姓。單是學生們下放的武山縣就有萬餘人被餓死,而四川探親歸來的同學更聲淚俱下地提及家鄉已餓死過半,這名同學在之後的運動中也被活活打死。而這些人為的慘況,還要用償還蘇聯債務與天災的謊言遮掩,試圖說出當地情形、投書《紅旗》雜誌的孫子筠直接被下獄十年。

任何人性尚未泯滅的人,親睹鐵路沿線佈滿屍體,寄住的農戶被活活餓死,糧倉裡的糧食堆積如山,政府卻試圖向被嚴重透支的農民搜刮更多,都不可能不痛心疾首。何況,這是一群曾對社會主義中國抱持純真理想的年輕人。也因此,他們的刊物絕非情緒化抒發對現狀的憤恨,也不再對高層心存幻想,而是犀利地反思中國政治經濟結構。

很難想像在領袖崇拜持續升溫的六十年代,顧雁已經寫下〈停止幻想準備戰鬥〉的發刊詞;在紅色恐怖遍佈的國度里,何之名為辦《星火》已做好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準備;在資訊封閉的壓抑空間中,向承鑒對蘇聯與東歐形勢的估計如此精准,也一早意識到中國農民已在長期的運動中無產化,成為附庸于國家的農奴,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與納粹無異。

迫害並沒終止在1980──這是「星火案」平反的一年。事實上,平反之路也阻撓重重,而一再爭取下,青春虛度、受盡折辱、甚至為良心的火焰付出生命的學生,得到的僅僅是「原判無罪」的判詞和300元補助。市場經濟的大潮、宏大敘事的傳統,很快將歷史的荒謬與個人的苦難吞沒。從政府到國民,這個國家進入一個野心時代。野心意味著快:快速地發展,快速地建設,快速地賺錢──也快速地遺忘。遺忘歷史,否則將揹負過多的良心債,無法用強大而穩健的國家力量推動一切高速向前;遺忘個體,否則異樣的聲音、多元的訴求將拖慢可見的炫目的利益與成效;遺忘未來,否則顧慮重重,來不及將當下的名與利推至巔峰。質疑者輕則被視為以偏概全,天真幼稚,如同向承鑑的哥哥在1960年勸阻弟弟的辭令:「你看看太原都是高樓大廈,在黨的領導下取得多麼偉大成就」;重則扣上勾連外國、顛覆政權的大帽子,字樣雖與「反革命」不同,而實質無異:罪名的解釋權在黨國,不在司法機關,國家利益與政權穩定合法的概念被嚴重錯置。歷史總是驚人地巧合而令人絕望地延續:畝產千斤的神話換做了奇蹟般增長的GDP,對文化傳統與古蹟的毀滅換做了對環境的無休止掠奪,對農民的壓榨換做了對社會中無力發聲者的剝削,對反對者的迫害換做了異議者的污衊與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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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現場請來星火當事人之一譚蟬雪,她也是孜孜蒐集歷史資料、以志那殘酷的青春與悲情的國家最重要的線索人物。現存關於星火的資料,多半是她在退休後想方設法從卷宗、從記憶中整理的,它們也正是胡傑導演拍攝這部《星火》的參考。五十多年前,說一點不那麼愉快的實話、提一些不那麼諂媚的建議,面臨的是牢獄之災甚而死亡;在今天,回憶這段歷史、挖掘一點過去,面臨的是恐嚇與人身限制。譚蟬雪與向承鑑常年被國保滋擾,由於家人受到威脅,他們試圖出版的回憶錄,即便已聯繫好出版社,也只能自費,在有限範圍傳播,;可想而知的是,紀錄片《星火》也無法在中國大陸放映傳播;甚至片中出現的一位當事人,也在講述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因接到家人電話,出於安全考慮拒絕了接下來的訪談。

這是一種完全能理解、無人可指責的恐懼,因為它就瀰漫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與潛意識中。每個人清楚地知道界限拼出於生存本能與長期的敏銳,小心翼翼地在界限邊遊走。當網絡時代的我們嫺熟地掌握這項自我閹割術時,譚蟬雪們的勇敢與犀利、良心與擔當便益發顯得高貴;當他們垂垂老矣,仍在與當年那個政權進行各種形式的博弈時,年輕一代的瑟縮與犬儒便益發令人羞慚。

從油印刊物《星火》,到紀錄片《星火》,我彷彿看到一條隱隱的線索將幾十年的歷史串聯。苦厄與高貴、殘暴與勇敢在這兩個時代並存著。或者說,這根本就是一個時代,一個看似已經界限分明的時代。崔健說:「只要天安門還掛著毛澤東像,中國就沒有真正的改變。」我想是的。在這樣一個死寂的國度遊蕩,我們仍需要承繼《星火》中的那一份清醒與勇敢。否則,這個時代不會有真正的改變,只有更精美的包裝與更甜蜜的麻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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