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城中的一點清泉──《荒蕪中栽花》

城巿的變化可謂風雨飄搖卻亂中有序。即使我們以眼睛為快門，留下的也許只是感覺而非景物。一瞬即逝的環境，靠著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們以文字為城市鉤畫輪廓，以筆觸為其添上色彩。電影中紀綠了三位澳門前輩作家玉文（詩人）、周桐（小說家）和凌稜（散文家）以創作訴說作家與城巿的關係，見證大家對城市的想像。

與其說是想像，倒不如說是對城市的期望。徐欣羨以「荒蕪中栽花」作為片名，英文譯名為“Farming on the Wasteland”。這實為一個嘲諷──在荒蕪的地方（Wasteland）中孕育生命，在邊緣化的城巿渴求改變。矛盾得令人愣頭愣腦，仿如站在遼闊的枯地上，遠眺變化的城巿，無聲吶喊。記得看過一套名為Waste land（2012）的紀綠片，以被棄置的物件製成藝術品，喚起城市人因發展而遺下的問題。也許要在荒蕪中尋溯那已日漸遠去的昔日澳門，像是在荒蕪中發掘清泉，水與陽光交融下的那一點光。

變化可為電影中重要的一環。三位澳門作家以書寫文字的方式去展現科技的發展與寫作的關係。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變化呈現作家在馳騁澳門文壇的日子感受尤甚，也能讓大眾了解澳門文壇的成長。電影讓我回想起在上年的國際詩歌之夜中遇見的澳門詩人袁紹珊。她提及文字與社會的關係時，分享到大眾眼中的詩歌——那是風花雪月般的感覺，或者說是一種幻想的狀態。她與片中三位作家相信詩歌和文學並非想像中的遙不可及，只是以文字來回應社會的，為變化留下足跡。就如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挖掘〉（Digging, 1966），承傳體現歷史的精神，以筆去尋溯城巿的變化和歷史。詩是一種美學的呈現，為文字於現實裏自處一個位置。

電影中亦以詩句穿插三位澳門作家的回憶，優雅得肯定讓與文字打交道的人為此激動不已。但能使《荒蕪中栽花》成為這富感染力作品，不只如此。電影談的不只是文字，更談到社會與藝術的關係。從當下與昔日的小巷出發，追隨及捉緊那快將要在未來裏消失的聲音。正如獨立電影一樣，大眾以為其故作高深，事實上，獨立電影作者只是以最原始的感覺和方式去獨立發聲。借用今次參展電影作者之一黃飛鵬分享的「電影是生活，而獨立就是姿態。」，為了他們本有的社會義務，自己的城市自己救，以獨立電影保留那種聲音。電影作為一個延伸平台，以影像探索社會，以聲音擊打現實。為留下的人走回那種熟悉的感覺，期待讓被壓抑邊緣化的城市成為自由的保留地。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電影節2014《獨報》第一期（2014年7月24日）